理性怀疑:政府信任改善的压力机制

政府信任危机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如何改善政府信任也就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 问题。由于受既定的主客体二元思维模式的制约,过多地强调通过政府的自身有为来改善政 府信任,其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为此,必须突破传统思维定势,转换研究路径。政府信任应 当是政府与公众处于平等地位,由二者互动而生成。因此,政府信任的改善不仅需要政府有 为,更需要公众自觉。在缺乏理性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中国,公众自觉就是要让公众对政府保 持理性怀疑,并使之成为改善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这既要求在理论上作出剖析,更应该在 实践中进行探索。     

我国政府信任流失的三维检视与信任重塑

政府信任流失是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这不仅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会妨碍政府治理,更会破坏社会和谐。基于什托姆普卡的理论,我国政府信任流失的状况可从言辞、行动和信任的功能替代品等三个方面来检视,其原因既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也有公民和政府的因素。政府信任的重塑过程既是政府治道变革的过程,也是公民和政府的一场心理革命。因此,主动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塑造现代公民意识,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是重塑政府信任的必由之路。     

服务型政府视阈下提高我国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公众和政府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巩固和增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服务型政府对服务精神的张扬和实践,是化解我国当前政府治理危机,提升政府信任的理想模式。但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现实背景下进行考察,随着我国公共事物管理日趋复杂,政府本身依然面临着有效治理的困境。因此,要通过合作治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相应的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政府信任关系。     

基于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深圳市政府转型

转型期的政府信任关系衰落.是当代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构建合作型的政府信任关系,是现代人民政府的应有之义.深圳市实现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路径指向,在于政府转型,构造一个服务型、合作型、责任型、法治型和廉洁型政府.这需要基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本质解读

为分析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本质,从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双向性内涵入手进行分析,即政府信任关系是双向的,既包括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也包括政府对公民的信任。因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必须揭示这种信任关系的本质。政府与公民间应是契约型的信任关系,即政府所享有的权力是公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用契约的形式把公民对它的信任固定下来。     

论政府信任关系中的民意思维

政府信任关系的建立是政府与公众二维主体间双向互动的结果,涉及到政府直面公众与公众博弈政府的双向行为。因此仅仅依靠政府的自身建设而忽视公众的民意思维,很难解决目前的政府信任问题。虽然当前的民意思维有从感性向理性转变的趋势,但一定时期内两种民意思维会同时存在,在对政府构成压力的同时也为改善政府信任关系提供了动力。建立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除了政府的自身形象建设外,还要注重对感性民意的引领和理性民意的培养。     

心理契约、组织信任与行为之关系

通过研究心理契约、组织信任的内涵,分析心理契约的构建和组织信任的形成机制,探讨心理契约、组织信任对人们的行为影响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增强组织信任、调试员工行为的有效策略。     

政府与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分析

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大力推动,这也是政府对其赋予信任的过程。如果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过度自治化,只顾本地区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政策,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需要通过正式的政权组织渠道,特别是乡镇政权和基层党组织来引导和规约村民自治及其组织形式——村委会的活动,以此来减少信任的风险性,提高信任的概率。     

政府与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分析

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大力推动，这也是政府对其赋予信任的过程。如果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过度自治化，只顾本地区的利益而忽视国家的政策，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需要通过正式的政权组织渠道，特别是乡镇政权和基层党组织来引导和规约村民自治及其组织形式——村委会的活动，以此来减少信任的风险性，提高信任的概率。     

临时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兼论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

服务型政府是将信任作为所有社会治理活动基础和前提的政府类型,建立信任也是服务型政府管理活动中最为基础性的活动。然而,服务型政府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临时性特征的社会。"临时社会"对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造成了困难,使传统的信任建构方式不再有效。临时系统需要一种快速信任,作为一个由许多临时系统构成的组织体系,服务型政府也需要建立起快速信任的机制。快速信任取决于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而这将意味着一场组织建构方式的革命。     

信任：建立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的路径

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是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信任作为一种理念和机制,为建立新型的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文章基于信任的视角,以确立大学的公务法人法律地位为前提,以完善立法、厘清政府与大学权责边界为关键,从而建立和完善高校社会问责制,确保政府的权益成为制度保障,同时提出了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对策。     

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发生在农村的各种集体性事件、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纠纷都不同程度的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不开,也与政府对农民的信任分不开。本文从研究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这个问题入手,梳理了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的五个方面,即政府与一般公民的信任关系研究,农民上访现象中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干部与农民群众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和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信任研究。最后对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进行了评述。     

用心理契约建立员工的信任

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用知识武装起来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成了企业竞争取胜的关键,任何一个企业要实现自身的价值与竞争能力的最大化,就必须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先人一步。人力资源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信任,信任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文章通过对心理契约的分析,阐述了企业高层主管如何用心理契约建立员工的信任。     

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如何构建和维持政府信任是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关心的重要议题。政府信任即政治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对政治制度与政府行为的一种心理预期。综合来看,政府信任的测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通过公众对政府持肯定或否定态度测量,二是间接通过其他态度(如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测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有社会人口属性、政治、政府、经济、社会、文化等六个方面。改善政府信任需要深化政府改革、提高公众满意度;改进政府绩效、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形象、打击官员腐败;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信任。     

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关系实证研究——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

政府信任是提高政府执政成效的关键环节,探究如何提高政府信任极具现实价值。学术界围绕政府信任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较少有学者从法治政府建设的视角研究政府信任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提取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指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结果显示,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指标如法律规范体系、行政执法、司法适用、公众司法参与、社会治理法治水平等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在提高政府信任这一过程中,必须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考量范围。     

中国农业社会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探微

在中国农业社会儒教礼制的文化架构中,政府信任关系表现为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关系,它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与作为“情感一伦常”社会关系模式同构的,在学术表述中,是以“礼”来加以概括的。因而,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被作为“礼”和受到礼俗规范的。习俗型信任关系也是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反过来作用于中国农业社会统治体系,发挥着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     

浅析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热点心理学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心理学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本文概述一些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现有热点和重点心理学问题,阐述心理学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应用情况,并为将来的研究前景指明方向。     

论网络群体信任关系构建过程

随着网络的迅速壮大,网络群体已经成为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网络信任关系是网络群体在网络中存在和持续发展 的前提条件。构建过程大致经历产生、建立、深化、破裂以及走向现实几个阶段。网络信任关系并不是凭空产生,是由其主体 网络群体成员在虚拟网络社会情境中逐步产生,熟悉是双方信任关系产生的基础,利益期望推动信任关系的建立,资源交换和 制度系统是对信任关系的维系与深化,通过多次博弈可能会导致信任关系的弱化或中断,仅极少数网络信任关系最终会走向 现实信任关系。     

信任的心理学研究与展望

心理学认为信任与人们的一些特定人格特点相关;信任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表明它可以促进风险情景下的合作;低信任者和高信任者在合作倾向以及乐观性等方面都存在可观察的差异;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倾向于人际信任;性别与文化因素对人们的信任有显著影响.而信任的决策过程、神经生理机制等关键问题目前却还不明确,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