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参与者,引导其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对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安徽省304个微观调查数据和MOA分析框架,构建Double Hurdle模型,从动机、机会、能力三个层面分别分析巡视行为和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耕地流转年限、知识技能水平对巡视决策有显著正向作用;耕地规模、耕地流转年限对巡视程度有显著促进效果。耕地流转年限、知识技能水平对管护投资决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耕地规模、耕地流转年限、耕地集中程度、农业生产经营投资、小农水供给水平、农业收入水平对管护投资程度均有显著正向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扎实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新建、续建和现代化改造推动小农水达标提质,鼓励实施联合管护等方面提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发生的政策建议。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农户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处理效应模型（TEM）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地权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1）相对于没有领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有承包经营权证书农户其实际种植的耕地面积多约22.5%,果树种植面积多1.8%,而菜地经营面积不存在显著差异。（2）无论是否粮食主产区或者大中城市郊区,农地产权安全性的改善会诱导一般农户增加耕地经营面积,但对于种植大户则更多表现为激励水果种植;此外,地权对非粮食主产区果树的种植激励效果要强于粮食主产区。（3）农地产权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会因灌溉条件变化而不同。因此,在小农经营依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农地确权能够提升农户务农的积极性,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则能够有效诱导农业种植结构呈现“趋粮化”。     

农地流转是农业生产“非粮化”的诱因吗？

近年来,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农地流转是否是“非粮化”的诱因呢？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SUR）和Tobit模型检验了农户农地流转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面积与非粮作物种植比率呈倒“U”型关系,与主粮作物种植比率呈正“U”型关系;农地租金、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资金禀赋、亩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否专业型农户等变量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正相关;自有承包地面积、地块平均面积、劳动力年龄和非粮作物种植比率负相关。研究认为,农地流转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非粮化”问题。基于结论,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抑制农地租金过快上涨,提高农业劳动力质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户种粮补贴、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等政策建议。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工程实证分析——基于江西10县的调研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10个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区)1196个样本农户的村域特征、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及生产经营特征、用水协会模型与管理方式、政策认知特征以及参与管理意愿进行调研和分析,旨在了解农户参与管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激励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政策建议,即:加强对小农水建设的同时,重视水源及支渠等水利设施的建设;明确管护主体的权责,完善管护体制;加强宣传,提高农户对小农水的认知水平;促进农田流转,切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构建合理的水费计收制度。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效应

基于2016年、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是否抛荒及抛荒程度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节的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抑制作用大小依次为种植规划服务、机耕服务和病虫害防治服务,灌溉服务和生产资料购买服务影响不显著。与单环节生产性服务相比,“种植规划+机耕”“种植规划+病虫害防治”和“机耕+病虫害防治”等多环节生产性服务对抛荒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与以村集体为主导的供给模式相比,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有助于增强生产性服务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 通过缓解劳动力约束和弱化耕地资源禀赋的限制来抑制农地抛荒;从农户禀赋来看,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地抛荒的抑制作用在家庭务农收入占比较低、有65岁及以上老人、土地产权模糊的农户中表现更加明显。     

小农水无效供给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小农水无效供给生成的逻辑在于制度环境变迁导致小农水供给主体功能弱化;小农水供给主体功能弱化导致小农水供给机制失效;小农水供给机制失效导致小农水供给无效。据此,打造小农水“建”“管”“用”一体化供给平台、塑造小农水“建”“管”“用”一体化供给机制、构建小农水“建”“管”“用”一体化供给机制得以有效运作的资金保障体系是化解小农水无效供给的基本治理路径。     

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水土资源约束下灌溉和机械投入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

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分析灌溉和机械投入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影响,对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859份调研数据,运用SFA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灌溉投入对水稻生产效率无显著影响,机械投入影响为正且与人均耕地规模相互促进;②在东北地区,灌溉和机械投入均具有正向影响,且灌溉投入与水资源条件存在替代作用,耕地细碎化削弱机械投入的影响,机械投入与人均耕地规模表现出互补作用;③关于技术非效率,灌溉条件对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的影响分别为正向和负向,且长江中下游地区受人均耕地规模影响,东北地区受耕地细碎化影响。因此,差异化投入灌溉和机械要素是提高水稻供给能力的重要途径。     

农田水利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效率的影响

使用河北省井灌区618份农户的调查数据，探究私人和群体两种常见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私人管护模式机井的使用农户具有显著更高的灌溉用水效率；使用私人管护机井的农户具有更高的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程度和更好的设施维护状态，从而提升了灌溉用水效率，但是社区型节水技术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存在水价门槛值，群体管护机井的灌溉水价低于门槛值，其仍有较高的上升空间；部分私人管护机井灌溉水价远高于门槛值，已进入对灌溉用水效率的“无作用阶段”。基于此，私人管护模式应在继续保持农户高效用水的同时，以减少农户福利损失为优化方向；群体管护模式应以提升节水技术采纳和水利设施维护效果为改进目标。     

粮食主产区小农水治理绩效分析

利用实地调研资料,对河南、山东、安徽、江西、吉林5个农业大省的小农水"建""管""用"情况进行分析表明,小农水治理绩效并未完全释放。原因在于:小农水"建"的环节,乡村基层组织投资意愿及农民投工投劳意愿微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建设项目质量监督失灵;小农水"管"的环节,真正管护主体缺位、管护经费不足;小农水"用"的环节,用水农户与灌区基层水管单位之间对接失灵、小农水承包者与用水农户对接失灵、用水农户之间的合作失灵;小农水"建""管""用"之间对接失灵。因此,要提升小农水治理绩效,就要全面推进小农水"建""管""用"的协同共治与协调发展。     

耕地“非粮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法治进路

在保障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成为耕地治理的重点。当下的耕地“非粮化”治理面临立法理念冲突、法律禁令模糊、行政执法失范及治理依据存忧等现实困境。耕地“非粮化”的基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权利的“物权”基因意味着“非粮化”属于经济自由权,对其干预应当采取设定法律义务方式,同时对行政机关执法活动进行法律授权。具体来说,在法律约束机制方面,要明确“非粮化”的权利本位、建立效益与安全价值冲突平衡机制、完整列举“非粮化”的义务负担;在激励补偿方面,构建以财政补贴或行政奖励为核心的粮食补偿机制;在执法机制方面,规范“非粮化”执法主体及权限配置,建立“非粮化”行政执法暂停机制,尝试构建“非粮化”行政速裁机制。     

中国耕地“非粮化”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非粮化”现象日益普遍,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用地增加、粮食生产用地减少;产业融合发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土地撂荒闲置或用于“非农”建设。耕地“非粮化”原因多样,生产者层面包括粮食作物收益较低、土地流转租金逐步提高、农民从事“非农”行业机会增多;消费者层面包括饮食结构变化、休闲需求增强;政府层面包括执行政策的认知偏差、法律制度不够健全、补贴政策有待优化。建议采取以下对策防止耕地“非粮化”:优化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严格耕地管理,优化粮食生产条件;完善产业链条,提高粮食种植收益;树立科学理念,增强耕地保护意识;压实主体责任,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SiCp/Al复合材料的车削仿真研究

构建农户种粮行为决策的分析框架,基于江苏省621户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值选择模型和非观测效应综列数据模型,考察粮地租金变动对粮食种植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粮地租金上涨导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下降的概率增强,其中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该影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种粮面积的缩减最终体现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的下降,其中农户前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该影响有约束作用。这表明,短期内粮食生产固定资产投资与粮食经营规模对“去粮化”趋势存在抵挡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推动粮地租金理性化、市场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调整对规模种粮户的支持政策,防止短期“非粮化”压力转变为长期趋势。     

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碳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常德市416份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常德市41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耕地碳生产率会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呈“倒U形”变化，拐点为3.929hm²，小于耕地生产率最大化下的经营规模拐点值(4.128 hm²)；Ⅰ兼农户和Ⅱ兼农户的经营规模与耕地碳生产率依然呈“倒U形”关系，而非农户的经营规模与耕地碳生产率则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业收入占比和集镇距离对耕地碳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耕地碳生产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据此，在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时，可将考虑碳排放和不考虑碳排放的最适经营规模作为下限值和上限值，提高耕地碳生产率，促进农业低碳绿色转型升级。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对小农水治理的引致效应分析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路径大致可分为启动、调整和深化三个阶段。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产生的直接效应在于:农民个体经济理性强化、村庄基层组织公共事务管理功能弱化、农地细碎化。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引致效应是导致小农水治理出现困境:建设之困、管护之困和使用之困。要化解小农水治理困境就要进行多元化制度创新:培育声誉资本、开启声誉机制以提升农民合作理性;积极发展农民水利合作组织以弥补村庄基层组织公共事务管理功能的不足;创新和完善农地产权流转制度以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创新和完善财政支持小农水建设和管护的长效机制以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介入。     

不同耕地规模影响农户粮食经营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对4958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耕地规模对农户粮食生产、销售和储备等经营行为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耕地规模对其种粮的积极性、种粮手段、农业生产投入、粮食储备与销售情况等方面均有显著影响.总的看来,耕地规模较小的农户种粮积极性普遍不高,更倾向于放弃耕地经营权,对于农业技术的关注程度也较低,粮食商品率偏低,不太注重粮食储备.因此,适度扩大农户耕地规模,有利于农户提高种粮积极性和保障粮食安全.     

节水灌溉设施的粮食生产增效机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综合运用DEA Malmquist指数法、面板工具变量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节水灌溉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节水灌溉设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两条路径提升粮食全要素生产率,且技术进步效应大于技术效率改进效应;从区域与作物异质性来看,粮食主产区节水灌溉设施的增效效应大于非主产区,节水灌溉设施对小麦、玉米和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提升作用;节水灌溉设施对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其正向影响随农村人力资本、人均种粮规模、人均GDP的提高而呈阶梯型上升。因此,因地制宜发展节水灌溉设施,与外部经济环境发展相协同,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完善节水灌溉设施产权和管护机制,是实现节水灌溉设施高效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广东耕地资源配置效益的变化及评价

实证分析了广东耕地的资源禀赋、配置结构和配置效益的变动情况,运用计量模型估计了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对广东耕地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广东耕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是明显的非粮食化倾向和非农化态势,耕地生产率显著提高;农地使用权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为负值,农地转让权的完善对广东农地绩效的作用为正且在三种产权结构中影响最为显著,农地收益权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亦为负值但影响并不显著。     

适度规模经营: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策略与空间

基于大国小农的国情,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然以农户为本位,农户采取何种策略实现农业经营的现代化是重要的实践问题。基于中西部一个农业型村庄的个案考察,发现农户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市场化程度、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融入现代农业的一条渐进式路径,核心在于通过家庭策略保持与经营能力相匹配的适度规模。农户的家庭资本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市场风险承担能力共同决定其经营能力并影响“适度规模”的大小。同时,在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外流,促进内生型土地流转市场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生成,有助于扩大留村农户的经营规模。未来国家应当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释放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市场空间,建立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稳定机制,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