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自营性收入不平等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子样本数据以及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了各可观测因素对自营者和受雇者收入分布的解释能力存在何种差异,及其在2005-2012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考虑到就业方式选择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首先采用转换回归模型对自营者和受雇者的收入方程进行了估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基于回归分析的分解分析方法,利用Shapley分解过程对自营者收入的Gini系数和受雇者收入的Gini系数分别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正在减少.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农户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采纳决策及收入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实证研究

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是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措施。利用多项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探索了中国粮食主产区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对种植业净收入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措施未显著增加种植业净收入,甚至可能导致种植业净收入损失。(2)采纳作物轮作的农户若选择不采纳,其种植业净收入未发生显著变化。采纳其余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农户若选择不采纳,其种植业净收入将显著提升。(3)采纳多项耕地质量保护措施对种植业净收入的负向影响存在协同效应,即农户采纳的保护措施更多时,对种植业净收入的消极影响更显著。基于此,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推广需要充分保障农户在采纳措施后的经济效益,并对此提出对策建议。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的视角

基于2014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非参数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检验两类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其中,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而努力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户口以及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而努力不平等的扩大抑制了中部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但提高了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公平感是机会不平等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渠道之一。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农户视角

本文基于农户视角,采取问卷调研方式分析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影响因素,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提供决策基础.结果显示,农民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就业状况、家庭规模、地形、承包土地面积、粮食耕种面积、亩均补贴总额和亩均净收益等因素对利益补偿效应有积极影响,且利益补偿也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非农收入较低的纯农户尤其是偏远地区、条件较差的主产区农户,对利益补偿效应的感受更明显.因而,要从培育新型农民、加强主产区农村基础建设、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着力增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     

粮食主产区农户粮食生产投入决策行为分析

粮食主产区是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农业经济区域。主产区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投入的决策行为,实质是在农户自身决策环境下,在对预期收益和风险的综合衡量基础上追求投入回报最大化的过程。一方面,农户在决定生产要素投入方向及结构时,要综合评价粮食产业和其他农业及非农产业的收益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粮食生产对农户来讲具有满足自身消费保障和获得经济收入的双重作用。因此,农户在进行粮食投入决策时是分类考虑的,对于消费保障功能的粮食生产和经济收益功能的粮食生产,农户分别进行不同的收益和风险评估决策。     

基尼系数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并不能有效反映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真实状况,而我国居民的绝对贫困率水平是更能反映收入不平等实际状况的判断指标,比基尼系数更能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能真正反映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政府应该采取适当措施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包括在城市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以提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     

数字素养鸿沟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重大契机,然而“数字素养鸿沟”问题不断凸显。运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并识别和测度数字素养对增加农户收入及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门槛。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群体收入差距;且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社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数字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特点;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益于农户信息获取、社会资本积累与市场参与,进而推动了农户增收共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效果较大,对于抑制农户农业生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为明显。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     

税收、转移支付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顶层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充分发展。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影响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使用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中国财政体系(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顶层收入者面临的税率越高、获得的补贴程度越小,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顶层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波动幅度越大,顶层收入不平等越严重。实证结果显示:顶层收入者面临的实际税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反向相关关系,其获得的补贴程度、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标准差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正向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有限,且在考虑隐性收入后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发达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显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应当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隐性收入,借鉴域外国家财政体系构建经验完善中国的财政体系,最终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     

如何从生命周期理解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文章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入手,以期为理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基尼系数本质上衡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收入所得税等政府政策也侧重对结果不平等的调整,但收入结果的不平等起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强化于过程的不平等,最终才表现为结果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对应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措施.对于机会不平等,政府应着眼于消除户籍制度等对不同人群的制度性歧视,减少我国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推动幼儿和青少年教育与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养教环境.对于过程不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建立对各种所有制员工和不同雇佣关系职工都公平的城乡统一的市场环境,消除劳动力市场中同工不同酬等歧视现象,尤其是取消国家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结果不平等,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现有个人所得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基础上,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公正的收入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城乡居民收入相对不平等——基于中国地区面板数据的检验

从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重要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一个以泰尔指数为基础的收入差距实证模型,系统地研究了市场化改革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整体效应与结构效应。研究发现：部分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金融发展存在拉大城乡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干预成为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手段;经济发展水平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研究

The global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growing into two prominent trends: there is an ever closer economic connection among countries,while at the same time wage gap is exacerbating in these countries. To analyze the casual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this paper reviews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is issue and sorts them out from 4 aspects:H O model,firm heterogeneity,outsourcing and firm’s technology choic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lassical H O model is very restricted,while firm heterogeneity,combining effective wage,matching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 can have influence on workers’ wage;outsourcing betwee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can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heterogeneous workers’ wage,and technology choice increases workers’ skill wage premia. Research shows that globalization has few or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wage gapamong heterogeneous workers,and trade barriers can greatly impair firm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kill wage premia. Therefore,developing free trade,deepen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 and expanding openness can improve industrial innovation,enhance skill wage premia,thus to achieve further “modernization” of firms and workers.     

收入不平等与中国老年人非正式照料

伴随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长期照料需求正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文章基于2014年、2018年CLHLS连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影响因素,并估计了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非正式照料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数、由退休金或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丧偶、失能程度等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基准量,而社区提供健康教育显著负向降低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基准量。在具体效应方面,收入不平等综合影响比重达到了76.86%,其中,收入不平等正向溢出效应贡献了88.66%。在影响程度的单边效应方面,收入不平等正向溢出效应高达58.12%,负向挤出效应为33.33%,净效应达到了24.79%。性别和地区特征下的群体异质性较小,但伴随老年人失能等级提升,收入不平等净效应呈现降低趋势。因此,根据收入不平等形成机制,以提升老年人照料水平为导向,文章提出降低收入不平等、优化正式照料资源供给、强化制度保障等政策建议。     

中国收入不平等:发展、转型和政策

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变动的主要趋势,并将其归因于如下四种因素的相互影响:第一,由传统的发展理论所刻画,以结构转型、市场扩展、剩余劳动力吸收和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倒U型”路径等为主要影响的发展因素。第二,经济制度的转型变化因素。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活动决策过程的微观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出现,以及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引起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第三,经济体制转型不彻底和不完善的因素。这导致了寻租、设租和隐性收入的产生,带来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第四,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政策的逐步完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