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巫觋的身份与地位

楚巫觋可以分为官方巫觋和民间巫觋两种。官方巫觋包括楚王、巫官和宫廷中的歌巫、神巫;民间巫觋包括邑巫、私巫和游巫。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巫觋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但楚国巫觋依然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楚国巫觋的凭灵与脱魂现象

一在楚国的神话与宗教中,人和神分别处在两个隔离的世界,人和神的沟通是由巫觋来完成的。沟通人神是楚国巫觋最基本的职能。楚国巫觋是怎样沟通人神,怎样与神灵打交道的呢?目前楚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巫觋与神灵打交道的手段有两种,一是祭祀,二是占卜。祭祀是通过向神灵献祭的方式取悦神灵,从而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占卜的神力来源于占卜所使用的工具,这些工     

论商周神权政治的嬗变

商周之际是我国制度变化剧烈的时期，而犹以神权政治的变化最为重要，神权政治经由商代的绝对神权到周初的神权改良，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神权表面上的衰落，是商周神权政治变迁的订轨迹，神权政治的演变，主要表现在卜，巫的地位，作用和分化。卜巫传统或巫史精神，成为中国政治及化的一大特色。     

由祀入礼:权势转移中的国家形成

礼制是中华文明模式和统治秩序的核心制度。礼制与王权相适应,起源于祭祀神权并逐步发展。礼制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与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消长转移过程相一致。红山、良渚时期神权为主,龙山、二里头时期王权占优。以夏禹时期大型青铜礼器的出现为标志,王权国家最终形成。礼制完善与国家形成之间的互应关系,宜视为古代文明的动态标准。     

远古至五帝时代中国史前社会的巫觋性别研究

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巫觋有别于西方那种压迫、控制神灵以达己愿的巫师。前者通过献祭、谄媚的手段来取悦、诱使神灵满足愿望。中国五帝时代前的早期巫觋中男性比例占据一定优势，但女巫在农业、生殖等关键领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保障了她们在精神世界的影响力。五帝时期，巫觋集团随着众神地位的分化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女巫鲜有置喙政治活动并获得最高权威的机会。男巫则占据了群巫之长的位置，并成为政治领袖。     

从娱神到娱人——南朝乐府之神弦歌

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清商曲辞里的神弦歌18首为研究对象,横向考察神弦歌作为民间创作,产生与流传的社会环境及其地位;纵向探讨神弦歌作为祭祀歌谣,在巫觋淫祀的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由此可为神弦歌作出中国文学史上较为准确的定位。     

远古部落蜀国源流考略——巫觋集团中主要蜀部落国

距今9700多年的伏羲女娲部落联盟政权中,伏羲首立巫政管理制度,其柱下史是负责制造书契、管理书契的专职人员,女的称巫,男的称觋。这些巫觋集团中,女巫发展为有礄氏,男觋发展为典氏。巫觋集团后来西迁甘陕川一带,在距今6500年至2500年间形成了一百多个部落小国和部落联盟,其中以蜀、巴为主体。这里只对远古时期蜀国的主要源流作简要考证。     

宋代的惩“巫” 扬“医”

在中国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知识能力的十分低下,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然界和人体生理上所发生的许多现象无法理解,特别是疾病、死亡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常常被看成是鬼神作祟、祖先示罚.人们渴望有种什么力量或什么人能使他们从这种病痛中解脱出来,于是,在对鬼神或祖先的一种畏敬中产生了对它们的崇拜,而作为人与鬼神之间的代言人——巫觋也就应运而生了.巫觋往往吸取了某些民间的药物知识和治疗经验,利用人们的愚昧无知,以神与人之间沟通者的身份,采用符咒、驱神、祈祷、祭祀等迷信方式和手段为人治病,使医疗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服药病愈,反误以为是巫觋法术灵验,或曰“由祷之勤也”.若病未除或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则认为是天命所定,“乌能与天时抗乎?”其结果是既阻碍了医学的正常发展,又贻害了不少人的性命.     

中国少数民族巫觋面具

我国少数民族巫觋面具最初是巫觋行巫时所用的法具,后被认为具有法力而衍生出供奉面具和辟邪面具。在使用这些面具时,还没有融入世俗的娱人成分和审美意识;巫觋驱鬼逐疫用面具在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功能多样的傩面具。     

从都城变迁论商代社会的发展

在先秦时期,都城往往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都城规模和布局的变迁集中体现了社会诸多领域的变化。和商代早期相比,晚商都城的规模明显扩大,不再修建城墙,宫室建筑和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布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葬俗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现象意味着晚商都城的人口有了较大增长,行政管理体系更趋复杂化,王权有了较大的发展,宗教和祭祀活动得到了更多的重视,王权和神权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从“上帝之城”到西欧权力制衡的政体建构

奥古斯汀在《上帝之城》中建立起上帝之城/地上之城的二元话语结构,为教权和王权之间的权力制衡奠定了基础。此后,为同世俗君主争夺权力,“双城论”发展为“双剑论”和“日月说”,将“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的思想不断推向顶峰。与此相对,君王一方也不断引用宗教经典,反对教会干涉世俗事务。因此,在西欧政治实践中,形成了教权与王权在历史上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制衡模式在宗教力量退出政治权力舞台后,以“人民”这一概念代替了“上帝”,进而演化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西方世俗君主的权力在历史上受教权制约后,又为另一权力“民权”制约。     

巫：天使在人间——关于先秦诸子的发生学思考

巫是古代最古老的文化传播者,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开始就占据人类社会的中心地位,在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便走在别人的前面,走上历史的舞台,并引导人们去思考。他们是最早的哲学家,是“人类的父母官”。他们必然成为最初的权力中心和文化知识母体。中国古代所谓“王官之学”就出自于他们的思考成果。随着世俗权力逐渐向王权集中,原来巫手中的权力逐渐被剥离,原来与王保持紧密联系的巫逐渐与世俗权力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变成王官之外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技术工作者。因此从发生学角度看,“先秦诸子出于王官”说毋宁说是出于巫术,王官之学是巫术文化的高级阶段。     

东汉后期士大夫社会拯救活动述论

东汉自和帝始,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代表社会、象征国家的皇权被两派势力异化,士大夫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被严重剥夺,统治岌岌可危.作为专制政权组织基础的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为匡时救世,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拯救活动,大致可分为舆论层面政治批判和实践层面对弊政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纠治和打击活动.士大夫的社会拯救活动对改善黑暗政治和维系东汉的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缺乏对君主专制制度本质的认识,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很少触及深层政治结构.但其批判时弊精神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保持一定的舆论开放和相对独立的批评、监督力量,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逐去其君，削去尊贵爵位”：蠡勺居士革命思想管窥

蠡勺居士1873年翻译并发表了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布韦尔-利顿的小说《夜与晨》,译名《昕夕闲谈》。译者借翻译之便在小说中介绍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拿破仑的政治改革为巴黎带来的新风气,说明社会变革的基础在于启蒙教育,强调文人著书立说在法国革命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革命成功的手段是"逐君"和"削爵"。他向国人展示了法国革命的成果,"人人自由平权",国家"恍如新例之国"。蠡勺居士在翻译中受原著作者布韦尔-利顿的影响,利用小说传递新思想,以法国革命的成功为例给晚清提出革命性启示,也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提出理论和实践指导方策。     

伊斯兰苏菲主义神爱论及其哲学流变

伊斯兰教义学说中,神爱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苏菲学者把神爱观念纳入修行理论,爱被视为苏菲修行的最高状态。在吸纳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苏菲神爱论思想维度不断扩展。10世纪中叶,为避免与正统教义相抵触,苏菲神爱论渐趋哲学思辨,强调爱主和敬畏的结合。自安萨里把苏菲精神纳入到正统教义以来,神爱论在教义学、哲学和诗歌方面得到发展,并被赋予社会属性,转向＂爱的宗教＂,强调爱主基础之上的宗教宽容。     

契合·冲突·和谐——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历史轨迹

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都存在着宗教神性和法律理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互动先后经历了由契合到冲突再到和谐的历史轨迹:远古时代,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往往是混同合一的,法律理性借助于宗教神性得以展开;到了中世纪末期,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不断冲突,法律理性从宗教神性中分离出来;然而两者的长期分野却使西方人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迫使两者重新融合,并达到全新和谐,来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和推动法治进程。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的历史轨迹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借鉴: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建设,而且需要对整个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进行重构,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

中国共产党进入赣南和闽西地区后发现当地群众在心理上过度依赖民间信仰,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和稳固苏维埃政权产生了碰撞和摩擦。为此,中国共产党期望通过法律制度、社会教育及发展戏剧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随着群众革命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农民群众崇拜神灵的观念逐渐弱化,开始从神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思考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有利于乡村社会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民间信仰活动开支的节省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     

论蒙古族的拇指崇拜

拇指崇拜是蒙古族独特的文化现象 ,古代蒙古人神化了在狩猎过程中弓箭手的拇指作用 ,因而产生了拇指崇拜。蒙古族认为拇指是男子汉的象征、英雄人物的化身。同时 ,拇指崇拜与蒙古族尊右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成败的政治原因分析

日本封建二元政体、幕藩制、门阀和世袭制存在看缺陷，下层人士缺乏向上流动的渠道，导致中下级武士与豪商豪农联合起来，演变成为一股强大的推翻幕府统治的改革力量，进行明治堆新。走上了强国之路。中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及科举制相当完备，其强大生命力压制了社会改革力量的形成和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维新派以其薄弱的力量。无法使戊戌变法在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下取得胜利。     

法治:概念及其实现——兼答几位法学界人士的质疑

法治建设核心点是培育国民为人格、法权主体;实现法治是个历史过程,要付出长期的、艰巨的努力。法治至少须具备六方面前提——动念贿赂法官或审判前向法官"做工作"的人或事极为罕见;全民把法律看作神圣的,不再从功利角度视法律为手段,律师以维护社会正义为职责;作伪证的人或事极为罕见;人们恪守规则,建立起无条件服从规则的意识;公民成熟为自由的——意即学会尊重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公民对社会责任有高度自觉。法治内涵的理念——发展公民人格性,人格性生于自由意志反观自身、互观他者;实践上须国家、社会团体、个人三方面共同努力、齐头并进。法治建设要注重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