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康德伦理学关注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意志自由问题,并围绕着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探讨。自由体现于人的道德实践,从自由概念可引申出普遍的道德法则,其基本思想有助于理解当代关于普遍伦理的争论。在人学的层面上,康德伦理学弘扬以人为目的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人类的永恒主题———对自由的追求。这对于反思当代社会的异化状态,寻求人类的合理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

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外向化＂和＂内向化＂两大趋势。前者表现为政治哲学的复兴,后者表现为道德形上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和梳理康德的道德哲学,通过分析康德伦理学的＂意志＂、＂理性＂和＂自由＂等关键概念,反思康德伦理学三大公设的道德心理学意义,并在道德心理层面重新考察康德与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关系,从而初步勾勒出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和关节之处。     

从康德道德哲学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康德以其道德实践原理,深刻地批判了先前哲学在伦理观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第一个建构了先验自律的道德哲学体系,使西方近代伦理学史又一次得到升华。同时在其体系内部,又包含了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黑格尔扬弃了康德,使其伦理学说距历史唯物主义更进了一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彻底改造了黑格尔的学说,同时也是对康德的进一步扬弃,从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伦理学说的优秀遗产的真正继承者。     

自由——康德伦理学的核心

康德的伦理学 ,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主体伦理学的真正诞生地。这种主体伦理学既否定了一切宗教伦理观 ,也否定了从人的本能欲望出发的自然主义伦理观和从人的情感出发的感性主义的伦理观。这种主体伦理学强调了道德主体自身的自由意志 ,强调了人在道德活动中的自主与自律。为此 ,必须深入研讨康德主体伦理学的核心概念 ,揭示自由概念中的双重含义 ,以及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作为基石的地位 ,因而为进入康德伦理学这一神秘奥堂扫清阻碍。     

康德伦理学中的形式、质料问题——以《实践理性批判》为中心

康德伦理学因与中国哲学的"因缘"而备受中国学者的关注,又因所谓的"形式主义"与"严格主义"而在中西方都引起争议.那么,究竟在康德那里,何谓"形式",何谓"质料"?称他的伦理学为"形式主义伦理学"是否合适?在何种意义上,这一伦理学形态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本文拟通过对文本的认真解读,管窥这些问题.     

康德、元伦理学与后果论

当代功利主义者或后果论者从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相容的,而如果我们从规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反驳。但是即使从元伦理学来看,康德主义与直接后果论也是不相容的,而与一种间接后果论,即配得幸福论或应得后果论是相容的。康德不是直接的后果论者,而是直接的义务论者,而直接的义务论与间接的后果论是可以相容的,康德作为直接的义务论者能够同时是间接的应得后果论者。     

就连康德伦理学也可以被算法化

随着新达尔文主义、人工智能科学、认知科学、社会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全面发展,"哲学自然主义"思潮目前正处于兴盛期。然而,传统思辨哲学的资源是否会因为自然主义思想的勃兴而失效,则是一个颇令哲学界感到担忧的问题。对于康德先天伦理学立场的自然主义化尝试,将提供一种对于前自然主义时代的旧哲学资源的唯物论改造方案,由此纾解传统哲学思辨研究与现代实证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间接增强唯物论的理论说服力。具体而言,对于康德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化将包含三方面的工作:在本体论层面上证明:康德对于先天道德的原则的强调,实际上可以在一种本体论自然主义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因此康德伦理学中的一部分内容"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被物质化的";在方法论层面上证明: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其实是需要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来加以验证的,因此是"需要被物质化的";在应用的层面上证明: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其实是可以被落实为人工智能领域内的编程成果的,因此是"可以在硅基物质的领域内被再次物质化的"。     

康德伦理学的主体性思想及其影响

康德把道德的基础从经验外在对象物转移到先验主体人的意志。以意志自律原则批判经验的他律原则,强调理性构成道德,人为自己立法,以一种谨慎的唯心形式表述了人的主体性,从而在伦理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作为康德伦理学重要内容与特征的主体性思想集中体现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实践理性原理、实践理性对象、实践理性动机三个环节之中。这一思想对德国理性主义和近现代西方伦理学都有重要影响。我们既要利用其合理因素,又要清理其错误成份。     

从彼岸世界的回归——论康德伦理学的局限性及其出路

康德伦理学建基于康德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之上,暗含着一个"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源出于其理性特质。这种理论建构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使康德伦理学抽象、空洞,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在现实中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只有适当地转换康德伦理学的视角,引入社会、历史因素,才能突破其局限性,使其得到新的发展。     

舍勒实质的价值伦理学

舍勒实质的价值学的基本特征 施特格米勒在论述现代哲学的主流问题时,突出地强调了康德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并在概括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时指出:“在伦理学领域内,康德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否认的。康德以前的伦理学始终或者具有幸福论的特征,或者是价值物伦理学即目的伦理学。舍勒认为指出由于这种试图必然导致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所有这种建立伦理学的试图是荒谬的,是康德的贡献。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形成的结构的特点,康德自己的伦理学也受到了重大的怀疑。从而产生了这样的任务,建立既避免这一缺陷、又不陷入被康德克服了的观点的伦理学。”这里,从欧洲近代伦理学向现代伦理学发展的角度,表     

从西学东渐到儒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儒学现代化问题

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最高层面，它为中国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然而今天，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儒家思潮悄然兴起，主张儒教复兴，而这无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惯性流传罢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它必将消失于中西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从规则伦理到德性伦理的伦理嬗变——从现代性的德性危机谈起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德性伦理出现复兴。从社会历史条件看,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中世纪的超越性道德源泉遭到消解,随之而来的道德文化未能提供相应的普遍性价值源泉,现代性的道德问题造成人们心灵无序状态,德性危机与日俱增,德性越来越边缘化,从而为德性伦理的复兴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背景。从伦理理论背景看,以功利论和道义论为主的现代道德哲学,以规则为核心,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为己任,无法解决行为者内在的心灵无序状态。人们开始不满于近代以来所盛行的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因此,德性伦理以其相对于规范伦理的优势而在西方迅速发展起来。     

新时期党的民族复兴思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的理想追求,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追求;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建成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标志。     

试析康德伦理思想中的自由

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精神的近代哲学走入困境之时,康德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他调和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根本矛盾;另一方面,以＂自由＂为其理论之根基,试图找出形而上学发展之路的同时,还开启了伦理学的全新视野。尽管康德的＂实践自由＂赋予了人类理性独特的尊严,但他的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值得探究。     

论欧洲中世纪教育的复兴

教育是人类文明传承最重要的手段,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时代的特征和价值,并为后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必然的借鉴。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欧洲中世纪教育充满了上帝的神性,但教会为培养上帝忠实的仆人而致力于文化教育,对欧洲教育的复兴具有积极意义。中世纪教育的复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加洛林王朝、大学兴起和文艺复兴,为构建西方教育制度和世界教育体系的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康德的责任思想——兼论康德责任思想对当代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启示

在西方哲学以及伦理学史上,康德的责任思想占有核心地位。他不仅围绕其道德律的三种表述形式分别阐述了责任的内容、性质、指向及其内在联系,而且还进一步围绕其伦理学中的＂自由＂和＂理性＂两个概念深入分析了自由与责任以及理性与责任之间的内在联系。康德责任思想因其所具有的经典意义对于当代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     

略论传统文化形式当代复兴的意义——兼及民俗学的体验式学习

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复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相比较于对传统文化内容上的学理性研究、整理工作等的肯定,人们对传统文化在形式层面的当代复兴,持有不少批评意见。其实,传统文化形式上的复兴是传统文化在一定时期断裂后实现修复和赓续的大众化操练,有助于人们由浅入深地重新领略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参与、体验当下各种类的传统文化形式复兴的具象或活动,能够促进对包括民俗在内的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和学习。     

德性伦理复兴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

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伦理学由注重规范,到自觉地思考和重新回归德性的历程,使我们认识到德性在人类文明前行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当代中国的许多道德问题,不可否认地在很大程度上与德性的状况和建设存在一定的关系。德性伦理的复兴给予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有益的启示。从理论上看,德性与规范关系密切,道德建设要以规范为基础,以德性为目标;从实践上看,道德建设不仅要加强规范意义上的制度伦理和伦理制度建设,还应该注重社会信念伦理体系的德性建设,把握两者的统一。     

文化对话与近代唯识学研究

文化对话是近代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背景,这种对话反映在近代唯识学研究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课题的对话。二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三是佛教研究群体内部互动交流。这三种对话交流的情态共同影响了近代唯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