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权的存在形态及其内涵

现代平等权已经从道德形态演进为权利形态,成为宪法上的一项基本人权,其本质是对每一个个体的平等人格的尊重。平等权具有明确的、独特的权利内涵,核心部分包括禁止歧视和反对特权。现实生活中我国的不平等现象屡见不鲜,需要从意识更新和制度建构两方面入手,重构平权社会。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

在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过程中,自然权利理论、权利制约权力理论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引导作用。具体而言：自然权利理论衍生出刑事司法程序中人权保障的普遍性、不可或缺性和不可非法剥夺性;诉讼参与人享有广泛的参与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是权利制约权力理论在刑事司法机制中的必然诉求;程序主体性理论则为程序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性和充分的权利保障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健康权的国家义务

健康权的发展经历了从私权到宪法基本权利和国际人权三种形态。作为人权,1966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要求国家对健康权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与公约的要求相比,我国公民健康权国家义务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论我国宪法权利体系一般条款的完善

宪法权利一般条款用以表示国家对于宪法权利的态度,对于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的宪法权利体系中一般条款的规定内容缺乏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国际人权公约的实施和公民宪法权利的实际享有.因此,借鉴国际人权公约和有关国家宪法的相关规定,可以从增补国家促进人权实现的义务、改善我国现行宪法权利设定的方式和明确宪法权利限制的目的与界限等三个方面对宪法的一般条款进行完善.     

论侦查告知程序与人权保障

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为有效防御侦查机关的强力 ,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诉讼权利 ,这无疑是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体现。然而 ,法律只确立诉讼权利而未确立诉讼权利的告知程序 ,使权利主体对权利内容的认知产生障碍 ,极易使诉讼权利的实现落空 ,不能达到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立法初衷与目的。本文从确立侦查讯问告知程序角度进行探讨 ,以实现真正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之目的     

国际人权法中的环境权——以经社文权利公约为视角

环境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散见于一系列人权公约当中.它分散在与政治权利有关的人权公约中,也存在于同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在与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它体现为健康环境权、过得去的工作环境权、过得去的生活条件权和与健康有关的环境权.这些权利的存在,揭示了人权与环境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适当的环境,良好的环境能够让人权得以更加充分的实现.     

论人权和其他权利的差异

人权是一种权利,但不是所有权利都是人权。人权与其他种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在本原、主体、客体及存在形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准确与清晰地理解人权和其他权利的差异,有利于准确把握人权的概念。     

关于当代权利形态的批判性思考

契约原则下的当代权利形态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在契约原则下,人们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西方学者力图解决契约原则下的权利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一方面以契约原则作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又要追求所谓人类永恒的权利,由此而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实际上,在契约原则下,权利的实现是有限度的,人类普遍权利的实现只有在契约原则之外才是可能的。     

论文化权利及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文化权利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权,关系着人的文化特性的实现,对于人的全面实现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不亚于其他人权。考察文化权利的哲学基础、分析文化权利的概念和维度,全面分析和思考文化权利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谐社会建设对于人民享有文化权利的重要意义。     

儿童“被爱”的权利——基于角色权利理论下对西方社会语境中儿童发展问题的批判性证成

许多国际性和部分国家的法律文件承认被爱的权利是儿童的一项重要人权。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该权利是一项新兴权利主张,存在理论争议。对该权利的证成理由这一核心内在争议问题,马修·廖和玛莎·纳斯鲍姆分别基于“基本条件”和“核心能力”给出了两种证成路径。两者都是人权路径,将该权利视为儿童的一项独特人权。但是,两者在回答儿童如何具有特殊性以及这些差异如何证成差别对待儿童等问题上存在局限性。角色权利理论将权利关联于角色而非个人,聚焦于儿童角色的特殊角色利益,能为儿童被爱的权利的证成提供一种更优越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