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基督教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

今天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上帝”已经成为感觉论和价值论意义上的“上帝”;今天的基督教文化所主张的“救赎”的途径是“交流和尊重”;而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内涵是“对人的权利的信仰”。这样,基督教文化的后现代形态就一方面顺应了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另外一个方面也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基督教所建立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种对基督教的新的阐释中,人和上帝成为了一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场的关系结构”,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和以满足人类共有价值的信仰体系。换言之,成为一种在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在解构主义等后现代哲学指导下的新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体系了。     

20世纪末以来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新形态

20世纪末以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批评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求的一致性,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存在而发出的精神渴望.一方面人与上帝成为一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场的关系结构",基督教试图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平台和满足人类共有价值的信仰体系;另一个方面文学领域强调的主客平衡的新思维及其实践活动.这二者共同规定了西方文学的新形态.     

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信仰观与鲁迅的国民信仰批判

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式微是关系到西方"现代现象"的重大精神事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克尔凯郭尔痛惜地指出:"我们的这个时代若是有信仰,它就应当像其它一切时代一样可爱".而在被纳入现代世界格局的中国,"先知式"的思想者鲁迅也敏锐地看到:"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就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等人发生了"精神相遇"关系,信仰缺失是他们"社会--文明批评"的一个共同视点.     

伦理建构与神性启示--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内涵

在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中,除了存在世俗人道主义外,还存在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即以上帝的名义对人类进行关爱.而基督教人道主义又包括伦理建构和神性启示两种内涵.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关怀人,以促进道德完善为己任.而区别在于前者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后者所体现的爱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建构,而是源于人悲剧性处境的先验设定和人有限性的体现的一种神性启示,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具有生存价值论意义的人性提升与超越.     

圣洁的母爱与杂糅的泛爱——论冰心"爱的哲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超越

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冰心形成了她独特的"爱的哲学".她的"爱的哲学"来源于基督教"爱的主题",但又远远超越于"爱的主题":冰心把基督圣洁的母爱上升为一种可以折射在任何一种角色上的杂糅的爱;将作为一种思想、生活原则的基督教"爱的主题"上升为一种理念、灵魂与精神层次的"爱的哲学";同时,冰心将关乎信仰的基督教文化中圣洁的母爱深化为一种关乎政治与社会的杂糅的爱;并逐渐舍弃她的柔细清丽,转向苍劲朴茂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     

罪与恶的体认和超越--论卡夫卡生命信仰的永恒之思

卡夫卡的信仰奠基于对原罪和善恶观念的理解之上,在他看来,原罪使得人类被上帝所离弃,但是人类由此而知羞耻、辨善恶,并在善与恶的决断中进一步意识到了自我的局限,面对上帝隐匿的现实,基于对罪的体认和恶的认知,人类必须在自身生命的精神世界中重新找寻信仰的根基。卡夫卡的信仰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是对存在的反思,也是对人类精神永恒的一种追求。     

作为哲学观想对象的神学主题 ——试析奥古斯丁建构三位一体论的形上哲学方法论

奥古斯丁认为,三位一体的上帝不仅能够被信仰,而且能够被理解;这是他三位一体论哲学建构的出发点和纲领。在借鉴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他所关注的并非三位一体信仰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而是这一信仰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他的方法是"cogitatio cogitatur",也就是"对思考的思考";在此,思想是他思考的对象。这一方法的结构是"Memoria-intelligentia-voluntas",也就是"回忆-精神-意志";由此,三位一体论的基础是一种回忆,回忆、理解(精神)和意志(意愿),共同属于思维的行为;在精神的具体行为中,自我回忆、自我理解和自我意志是一个生命、一个精神、一个本质。奥古斯丁也关注"modus cogitandi",也就是思维方式本身,这是他的方法的独特性;回忆本身就是思维的方式。回忆是要在人的意识自身中寻求三位一体的结构,比起人自身而言,上帝甚至更接近于人的内在;上帝按照自身的形象造就了人,这一作为原象的形象在作为肖像的人之中隐匿了三一结构的痕迹,人在反求诸己的过程中,就能够发现这一结构。于是,只要有人,那么上帝就无时无刻不在场,这也充分体现了奥古斯丁动态的历史观和时空观。没有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论的神学言说,也就没有将这一言说作为对象的哲学建构;没有这一对象的哲学建构,也就没有其中的位格(Persona)概念的奠定及其对后世哲学和其他学科中人格概念和主体概念的深远影响。同时,这样的三位一体结构,并非必须仅仅是基督教三位一体论意义上的三一结构,它也被允许是认知的、心理的、意志的或者其他的三一结构;这一结构筚路蓝缕,为关于人的研究开启了也许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诸多路径。     

从"上帝"到"天命"的信仰变迁--兼论商周宗教信仰的理性化

"上帝"与"天"分别作为殷商与西周信仰中的最高存在,在两个时代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本文着眼于最高信仰在两个时代内涵的变化,试图表明这一时期宗教信仰的理性化走向以及文化选择对儒家思想产生所提供的一定的文化因素,以此展示文化的连续性.     

人性与教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之比较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新课题.基督教是一种文化,它的人性论基础是"原罪说"与"救赎论";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性论上坚持人性原始有善恶,因而必须进行教化.两种文化在道德形成基础问题上尽管形式不同,但在如何完善人性的道德实质内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构成了和谐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

上帝崇拜是犹太-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特征,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形式。中国古人的祭天与祀祖是密切地缠裹在一起的。基督教在认同中国人祭天的同时,却反对中国人祀祖,这岂不是一种悖论。所以,如果单从宗教的祭祀层面上看,古代儒家的上帝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是很难调和的。     

人性在神性中敞开——论艾略特的信仰发展历程

艾略特对荒原世界的描绘,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痛心疾首.事实上,他一生都在追寻人类困境的解救之途.他最后皈依基督教,并不是为了将人引入宗教的逃逸中,因为他皈依的不是世俗意义上关注人的现实境遇与道德境遇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超越此在的神性启示信仰.他是为了在神性存在中言说人的存在,追求人性的净化、圆满、超越与升华.尽管他将人性的敞开设定在上帝存在的神学景观中,但他所描绘的是一种人主动向上企盼与神性存在、上帝俯身向下惠顾的和谐景观,并没有以彼在与永恒存在否定此在与现时存在.     

萨德:作为暴力形式的理性

萨德在其小说中通过对伊甸园中堕落和惩罚神话、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的隐喻和反讽,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道德。他认为在人的理解力不可企及之处,人对上帝的信仰是荒谬的,人不过是按照自然所赋予的禀赋气质而生活,通过理性的思考而行动。由于启蒙运动对基督教信仰的削弱,理性不再受到上帝信仰的指引和约束,因而释放出其暴力的一面。理性为恶服务,成为暴力的工具,这一危险和灾难早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便已萌发,到了萨德这里,它成了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宣教。在信仰衰落的时代,我们尤其要对人类理性的暴力保持警惕。     

慈父还是恶魔——试析尤金·奥尼尔剧作中的上帝意象

尤金·奥尼尔剧作中的上帝已经不是狭义的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了。它是指一种生活背后的神秘的终极力量。这个"上帝"的概念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在奥尼尔不同的作品中因主人公所处情势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象。有时它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使人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机器;有时它是指清教文化环境下奉行聚财和禁欲的清教上帝,这个清教上帝实质上是清教徒们主观理解和建构的上帝,是清教伦理的拟人化与上帝化;有时它又指的是神秘的大自然。     

论基督教视阈中的罪恶本质

源承柏拉图思想的奥古斯丁以光照论的哲学根据,在其"基督教学说"中阐发了爱与恶的伦理学,自由意志和原罪、人的堕落和上帝的恩典成为其最大特色。托马斯.阿奎那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教义,在其自愿行为理论基础之上强调了自然理性对人之自身救赎的深切含义,上帝的启示与恩典才变成更大目的或更高目标追求的必由之路。联结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说的阿伯拉尔理性伦理学,其既维护传统的原罪信仰,又以辩证法的精粹详细解析由罪之产生到上帝救赎全部过程,其对理性辨证的坚持以及对意图之恶的强调,完美的区分了信仰意义上的动机决定论与世俗律法中的效果判断。以阿伯拉尔为中轴,在同一基础上,三者互有差异,共同组成基督教伦理学的庞杂教义体系,反映出各历史时代的信仰特色与理论趋势。     

回应谢文郁

谢文郁先生以<寻找中国人的尊严>为题,指出中国人响应基督教时存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情结.过去有人以为"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所以掀起了1920年代以来的"非基督教运动";也同样是受这种情结的影响,1980年代又出现了"文化基督徒"的现象.假若作者的看法是对的话,要解脱这种"低人一等"的情结,方法就十分简单.只要中国学者在接受或认同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拿出勇气来,承认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同时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基督徒.     

论朋霍费尔的基督教观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是一位杰出的德国神学家。他所倡导的狱中神学指出,世界已经成年,基督教乃是非宗教的、此世的信仰方式。耶稣的受苦和遭弃彰显了上帝的苦弱,做门徒的代价正是要追随基督的典范,积极地参与生活。这样的基督教观把上帝视为不在之在,对后世重新理解基督教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对战后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建设乃至整个西方思潮产生深远影响。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文化

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是经过日耳曼、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三重文化因素的整合运动,逐步形成的一种共有的基督教新文化。在这一文化构成中,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蛮族文化,分别提供了理性、信仰和习俗三大基本要素。当未被教化的日耳曼蛮族人接手罗马世界时,不去也无能接纳原已衰落的高度智力化的希腊罗马文化,却接受了具有神秘性的基督教信仰文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加尔文的犹太观:宗教改革语境下的相对宽容

针对《诗篇》中一些被寓意解经法解释为预表耶稣的受难与复活的章节,加尔文按照字义解经法,将其解释为关于大卫王的历史记载,从而消解了寓意解经传统对相关经文的反犹式解读。加尔文承认《旧约》与《新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肯定了《希伯来圣经》在基督教信仰中的地位;他坚持认为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和与基督徒所立的"新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他还超越了基督教传统中长久以来将福音与律法相对立的观念,认为犹太律法对基督徒的作用不仅停留在路德所认识的消极层面,也有积极层面的功用。与对待基督教的异端分子相比,其著作《回应某位犹太人对基督教的质疑与反对》也反映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相对宽容的。加尔文对字义解经方法的推崇则与他个人所接受的人文主义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他的"启示神学观"认为上帝的启示是一种"渐进式"的启示,《希伯来圣经》和上帝与犹太人所立的"约"以及犹太律法都是上帝启示的一部分,这构成了他对犹太教相对宽容的神学基础。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探析

后冷战时代,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尽管文明的差异并不必然引发冲突,但文化确实已经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变量在发挥着作用.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色彩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并成为美国主导世界的外交模式形成过程中的恒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