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王巩徐州诗歌与交谊述论

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与王巩多有交谊,二人诗歌互答,志趣相投。钩稽带有“组诗性质”的诗作,既可观苏、王二人在徐州相约、相会过程中诗酒风流的知己之情,亦可窥苏轼知任徐州时对党争的隐性描述及其旷放之外的孤独心境,是研究苏轼文学交游的重要补充。     

论宋代三槐王氏家族兴盛的时代特征

三槐王氏家族是宋代历史上簪缨相继的名门望族,有宋一代,三槐王氏子孙族人相继入朝为官,仕宦人数众多,其中不乏爵高位显者。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崛起和兴盛不是偶然的,而是呈现出与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时代特征,其家族成员正是在宋代偃武兴文、科举制度发展和门阀宗族崩溃这个时代的大环境下,通过科举入仕、勤奋好学和个人的才识、家风的清正,以及与近世典章宦族和科举新贵的联姻,而逐步发展为宋朝名门望族的。     

北宋开封人才的井喷现象与历史贡献

二十五史列传中的开封人共346人,其中北宋167年间共165人,占总数的47.6%,是开封历史上人才的顶峰,呈现出井喷现象。涌现的各类人物齐全,以文官群体、武官群体、后妃群体、宦官群体为突出代表。更有名门望族在汴京形成并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以三槐堂王氏、昭德晁氏、桐木韩氏、吕氏家族最为典型。外迁移民中,广东珠玑巷群体、福建赵家堡、韩国白川赵氏等,多是在宋亡之后重新彰显于外地乃至外国。他们在历史中发挥着不同程度和性质的重要作用,体现着宋文化以及汴京元素强大的生命力、再生力,是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不断的范例。     

论宋代苏轼文化现象

苏轼被林语堂称为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苏轼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博学与多才多艺,使苏轼成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化名人;自觉的创新意识和集大成性,使苏轼于宋代文人中,卓然挺立,格外耀眼;门庭广大,追随者不绝如缕,使苏轼成为一代文宗师范;频繁的政治迁徙,使苏轼在磨难中走向成熟,声名鹊起,不可阻挡;以苏轼为代表和旗帜的苏学、蜀学和蜀党,在宋代光彩夺目;以苏轼为冠冕的三苏,成为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的杰出代表;声名隆盛,影响至大至微,至深至远,域内域外争传共举,摹效攀附,乃至据此谋利,成为一种时尚。     

宋代歌妓略论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她们对当时社会的宴乐风俗、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宋代的正史、笔记、诗词与小说中大致勾勒出宋代歌妓的本来面貌,对其组织制度、活动情况作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考察,以期给人们提供一个正确评价宋代歌妓的历史平台。     

苏轼与宋代市政建设

苏轼数任知州,政绩卓著。本文从四个方面概述其市政建设业绩:一、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二、注重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三、深谋远虑规划城市生态环境再生产;四、在城市建设中力图保持城市景观的历史面貎,并充分利用当地历史人文资源、依据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貎条件构建城市景观。而所有这些理念的形成,都得益于他宏博的学识以及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深刻濡染。     

略论宋代市民消费

宋代城市突破性发展,形成了市民阶层,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市民消费已成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大亮点,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精神消费,都出现了市场化和大众化两大趋势,引导着宋代社会消费潮流。     

宋代地图学的发展与苏轼对地图学的关注

宋代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刊印了大量的地图和地图学著作。地图日益被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人重视。苏轼对地图学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学的系统下,以解读《禹贡》为契机关注地图学;二是在治政实践中,重视地图的军事价值。     

宋代诗话批评视野中的苏轼论

宋人诗话对苏轼予以了高度关注，在对其作诗本事的记述及诗作特征等的品评中，抓住苏诗创作取向和诗法用事着意进行了评析，对苏轼作为诗人的襟怀情性、人品气节亦有论及，这基本见出了苏轼及其诗作的内在特征，为后世进一步把握苏诗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批评养料。     

苏轼与岭南文学——由清代学海堂之文学教学谈起

清代岭南著名书院学海堂的文学教学对岭南文学有重要意义,给合相关的著述和史料,分析其文学教学的课题课卷中所呈现出来的,师法苏轼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并进一步探讨苏轼■粤对岭南文学的丰富和拓展。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略论汉、宋铜镜纹饰中的西王母故事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汉代铜镜和石画像中经常出现。宋代铜镜纹饰之中也曾有过这一形象,然而其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均有所不同。西王母故事并非自宋代流传而来,所以人们一般都不熟悉宋镜中的西王母形象。本文试图指出这一故事的思想背景,并讨论宋以来西王母形象的变迁原因     

从宋人笔记看王安石的人格

采辑宋代文人书札笔记中有关王安石的史料并粗加甄别,在对王安石的体貌气魄和人格形象略作探析之后,着重对王安石的人格从六方面作了述评,以求公正评价王安石的体貌人格。     

金代有关北宋文献三考

金中期文人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途中所见苏轼书写陈舜俞《施食放生记》,经考确有可能,可补苏轼研究之不足;又记其子所寄葛次仲集句诗,经考为其《集句诗》集三卷,其所引集句诗例,亦可查明出处。金末文人苑中《题二苏坟》,评价二苏忠义,当时刻石,现鲜为人知。经过对其诗其题跋的考证,可以判断其诗当写于正大二年或三年秋天。     

龚自珍与王国维文脉承续一见

龚自珍的诗词不仅独具风格,而且其身当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其所承载的内心世界和试图担荷的历史责任交叉甚至矛盾地共存着。王国维《静庵藏书目》记有六本《龚定庵全集》,其对龚自珍文学、学术思想的涵泳应是情理中事。以龚自珍对王国维的影响为基本线索,从两者共同大量使用"人间"一词,揭示了王国维可能的语源所在及其两者的思想差异;龚自珍的尊情与王国维境界说所强调的真景物与真感情的自然表达之间,有着明显的理论呼应;龚自珍对"完"的解读其实正是王国维解读屈原作品的基本准则;在王国维接受龚自珍的若干思想中,曾校辑《定庵文集》、编撰《定庵先生年谱》的吴昌绶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王国维身上,可以大致窥见龚自珍对于20世纪诗词创作和诗学思想影响之一斑。     

王安石与北宋西部开发

宋神宗熙宁年间，北宋王朝在王安石的新政推动下，以军事开边为杠杆，全面启动了对西部边疆的有效开发。从而使汉蕃杂居地区的经济文化及其管理制度，得以和中原先进地区靠扰接轨，初步改变了北宋在西北防务上的积弱局面。     

宋代文学研究三题

这是三篇各自独立的短文,第一篇对李泽厚关于苏轼人生思想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第二篇讨论古代文本中的思乡主题,指出诗中的家乡是一中彼岸性存在;第三篇谈南宋文学对享乐主义文化的批判。均从文本解读出发,切入点小,但关涉的问题颇大。后两题为古代文学研究中首次拈出,尤可注意。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王政君新论

王政君,向来被看作是一位愚庸无能、软弱寡断的皇后。但在西汉后期,朝政混乱,后宫倾轧不断,一个毫无心计的女人能够立足,又能把持朝政数十年而得以善终,除了长寿、幸运以及小心谨慎、温顺宽容的性格外,她高超的权术也不能被忽视,她在政治中的作为不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同时,庞大有力的王氏家族给予她的支持与配合,也是她能长期执政,并且在失势时得以保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