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的探求者——奚密的诗学研究和诗学建构

奚密的诗学研究穿行在中西文化之间,面对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边缘化趋向,她以自觉的信念为现代汉诗重新寻找起点、方位和向度,从边缘出发,维护现代汉诗的文化意义和批判价值,探求现代汉诗与生活相融合的方式。     

想象"春天"的不同方式 ——古典汉诗与现代汉诗"词"之差异论

词语"春天"作为研究个案和切入点,通过对古代诗人杜甫和现代诗人赵野创作的同题诗《春望》的细读,以及对书写"春天"的古今汉语诗歌的整体观照,试图辨析"词"在古典汉诗和现代汉诗中的差异与不同,并揭示产生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词"的特质和功能的变化.     

二十世纪末现代汉诗分行的探讨

分行是诗歌不可忽略的文体标志,是有意味的形式.诗句的分行增大了语句之间的跳跃性,从而形成巨大的张力场,使诗的意蕴无法穷尽.20世纪末的现代汉诗在分行方面显示出相当的随意性,古典化、先锋化、平民化、图形化等等,纷纭复杂,从而消解了分行的意义和作用.分行不是率性而为的,应体现出诗情的流动,并适应诗人内在节奏的要求,以这个评判的标准探究90年代诗坛的具体作品,对20世纪末现代汉诗的分行的情况作整体地扫描和透视,提出现代汉诗应从传统中吸收营养,以获得新的生命力.     

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诗意象思维的发展

意象既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也是现代汉诗重要的思维方式.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汉诗写作中,意象思维得到了多方面的拓展:于坚的“拒绝隐喻”事实上以否认的方式反证了意象思维与诗歌的不可分离性;北岛则以多个意象有机性实现意象个人化;而张曙光的叙事性诗歌中,隐含以情境更新意象个人性的思维.意象在诗歌中或疏或密,或隐或显,但意象思维却始终是中国汉语诗歌中院的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     

“文学空间”转向：现代汉诗文体研究的理论契机

文学空间是文艺家在审美构思中形成的艺术世界,也是作家和读者进行诗与思对话的平台.在“文学空间”基础之上形成的共时性文学批评理论,即“空间诗学”,既是一种新的文艺学批评理论,又是对于历时性文学批评的补充和完善,更是在更为深广的维度和层面,构建当代诗学的理论体系.由此,以空间为途径进行诗学文体理论的对话,是解决古今诗学的共通性和融合性问题的通途.     

论现代汉诗的沉稳型节奏和流畅型节奏

通过剖析前人著述,在厘清现代汉诗的奇偶顿数诗行及半逗、以“拍”论节奏及拍型、以顿代步及以顿建行等概念的基础上,从现代汉诗的实践出发,提出以“拍”(或“顿”)为单位可以整理出四平八稳的唱、四平八稳的说、流动感强的唱、流动感强的说等四种基本类型的现代汉语格律诗,而参差律又进一步加强了其变化.     

噪音诗学的追求:从胡适到夏宇

新诗(现代汉诗)与古典诗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不拘于固定的格律,从此角度观之,我们或可称新诗为"噪音"。噪音标志的既是反叛也是创新,同时,它也是新诗从开始至今的一个屡屡出现的母题。本文讨论新诗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从萌芽期的胡适和郭沫若,到中期的戴望舒和纪弦,到当代的夏宇。在他们的个别作品里,噪音不但是诗的中心主题,更代表了新诗创造力的不断扩大。     

苏轼与韩国汉诗风的转换与诗学价值选择

苏轼及其诗歌的东传改变了新罗末高丽前期晚唐诗风的统治地位,带来了韩国汉诗风的第一次变革,形成了苏轼在韩国古代文人与汉诗中的独特地位,其影响持续到朝鲜朝前期。效法苏轼也由最初的一种转换诗风的工具与手段,逐渐内化为韩国文坛自觉的诗学价值追求,并在反对单纯的模仿、规避过度用典,以及淡对苏词等过程中,为主题价值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汉诗中AA韵律构式与句法移变的关系

通过考察现代汉诗中形容词AA韵律构式及相关的句法问题,探讨韵律压制句法移变的机制与动因。将句法移变分为形式特征移变与语义类型移变,并相应地分成四小类。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形式特征移变的识解原则、语义类型移变的压制原则两个角度论述,韵律压制句法移变的机制是凸显。韵律压制句法移变的动因是韵律的优先性、诗性功能的主导与言说者主观性的彰显。     

现代体验的古典书写：中野逍遥汉诗的定位与再评价

明治时期汉诗人中野逍遥将一种全新的“失恋”体验付诸汉诗书写,呈现出激烈的情感表达与语法突破,同时期的评论家多将其视为对汉诗传统的背离,并与当时的新体诗相提并论,这一观念也在此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得到继承。然从文本、典故、命题、语法等层面来看,逍遥的书写并未脱离古典诗歌体系的框架,而是以香奁体的形式构成了对现代性恋爱体验的书写;又因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后继者自居,故在明治这一新旧交替的时代深感传承的责任及失落的痛苦。大町桂月等人的解读带有特定时期的西化意识形态色彩,过度强调其革新的一面而未呈现其身为汉诗人的全貌。突出逍遥诗作在古典与现代的夹缝中游离、挣扎的样态,或更能凸显其身为文学史特定时期作家的典型性与复杂性。     

洛夫论中国现代诗

洛夫认为,中国现代诗既要对中国古典诗歌和传统诗学精神纵的汲取,又要对世界经典诗歌横的学习,继承是为了创新;主张写＂冷诗＂,反对用激情写诗;诗人应尽可能地投入到具体的创作情景中,做到主体和客体的融合;主张诗的含蓄,反对散文化的明朗;写诗应以小见大,以有限暗喻无限。     

论中国现代诗歌的语言经营策略

受传统诗学和西方诗学语言观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诗的语言经营策略可以分为因境造语和因语造境两种类型。因境造语可分为按意象刺激性、知觉膨胀性和境界朦胧性要求造语三种类型;因语造境可分为重感兴和重理味两类,前者可分为讲声音语调的象征和反语法规范的言说两种,后者可分为正题反说的陈述和反修辞规范的传达两种。     

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回顾与前瞻

现代格律诗与自由诗共同创造了百年现代汉诗的辉煌.现代格律诗诞生于草创期白话新诗过于散漫随意、放纵情感泛滥而彰显诗艺粗疏的20年代初期,它是自觉从诗的本体出发重新面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要求的现代性追求和诗艺提升的探索.其产生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伴随着几代诗人和诗论家的艰辛跋涉和拓殖,他们肩负着新诗艺术建设的责任,提出独到诗观并以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使现代格律诗在今天获得广泛认同并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的中心与边缘

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性可以从世界诗歌与中国诗歌、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文学与诗歌三个维度来考察。不论在哪个年代,不论我们的考察视域有多大,也不论冲突双方的身份是什么,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所发生的历次论争的本质皆是各种文学力量在三个维度中的冲撞与角逐,从而引发由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具有方向性,而且具有历史循环性。同时,所谓循环也并非无意义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能够让诗人和学者们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反思、批判和自省,最终以时代的精神重建完善的诗歌标准与传统。     

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 --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卞之琳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建构起中国现代新智慧诗。他的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智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新智慧诗的建立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诗歌理论不仅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参与和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理论的建构。论文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阶段及特点进行了梳理,以期揭示其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不解之缘。     

观照中国现代诗歌的一面镜子——评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

任何研究如果没有切近当下的问题意识,那么就行之不远。王泽龙教授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为《意象论》）就是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来切入研究对象的。新诗发展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关于新诗的争论却从未停止过。现在新诗的发展的确处于低谷时期,诗坛上经常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诗歌革命”思潮,其中不乏对白话诗低潮的焦虑。     

从文体看中国新诗

诗体重建的课题已经摆在中国新诗面前,它关涉到新诗兴衰甚至存亡。从文体考察,新诗分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而以前者为主。新诗的诗体重建,在无限多样的诗体创造中,有两个美学使命：规范自由诗和倡导格律诗。“自由诗”的冠名是不确切的,因为“自由诗”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自由。现代格律诗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实验。当下的新诗已经和初期白话诗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体角度看,还处在草创阶段,新诗期待着在下个世纪能完全摆脱草创期的幼稚而走向辉煌     

抗拒性阅读中的诗歌文本--中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女性意象之比较

运用女权主义的"抗拒性阅读"的策略,从三个层面分析中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女性意象:作为异化大众的女性意象;作为性和情爱对象的女性意象;作为叙述意识的女性意象.从而揭示出中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女性态度存在重大差异的深层原因,在于受文化精神"时代错位"的影响.     

建构的先锋：重审俞平伯新诗理论

与“五四”同时代人的流于“破坏”相比,俞平伯在新诗初创期一开始便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精神,其新诗理论更多体现出建构性的指向:对初创期新诗音韵的打量;先觉于“白话”与“诗”的断裂;寻求新诗精神和艺术两面的革新,倡导新诗的无为效用;尝试新诗的做法理论等等。这些探索无疑展示了俞平伯作为“先锋诗人”之外的另面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