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领域内冲突格局的形成——近代中国的分家习惯与继承法移植

分家习惯在中国已延续两千余年,在这一习惯内部,已形成较为稳固的内容和程序,其效力一直受到国家法的承认。然而,随着20世纪初期中国大规模地移植西方法,分家习惯退出了国家法领域。分家习惯与西方继承法所调整的继承行为有着不同的性质。分家意味着,无论父母生前还是死后,亲子都可以参与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则是承受死者的个人财产。研究近代中国的分家契约可以发现,分家一直是中国家庭财产领域中的主要行为模式。可见,在近代中国的财产继承领域中存在着规则冲突的格局,即分家习惯与继承法难以兼容。揭示这一格局,对我们认识民事习惯与中国民法典编纂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主体中国、民间法与法治

站在主体中国的立场,观察其法治建设的使命,可认为民间法是推进法治中国化的有机力量或构成性因素。但法律移植的意识形态情结,阻碍了人们对民间法与法治建设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反思。为此,需要在文化、利益和自治秩序视角重新打量国家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民间法的应有意涵,评判法治建设中对民间法的既有立场,并根据时空两个判准,寻求民间法对法治建设的有效支援,防范并阻却民间法可能对法治建设的妨碍。     

家族制度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

家族制度与社会经济有密切关系。中国历史上家族和家庭制度的演变,明显 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尤为深刻。诸子均分制是成熟的中国封建社会 的运行机制之一,对其历史作用应全面评价。     

司法的堕距：冲突与弥合——一起刑事和解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以一起刑事和解案例分析为切入,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工作者在司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现代法治建设中,大量移植的法律在本土化过程中产生了不适应。因此,在司法的过程中“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间产生了差距,从而导致了司法的堕距。在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中,我们应当立足本国的国情,在国家法制定的时候充分观照民间法的价值,并肯定民间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允许司法人员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法治中国化建设提供参考。     

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对现行规则的解读

婚约是当事人自主意思的结果,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预约,性质上为合同.订婚是合格主体的权利,有权利就有救济,侵害权利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婚约无法律拘束力,因此,对解除婚约应理解为一是当事人有法定解除权,任何人不因婚约被强制缔结婚姻;二是婚约解除权的行使不排除损害赔偿的可能.对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的受害者予以损害赔偿,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是可能的.     

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冲突和互动——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项法社会学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人治社会。从大传统上讲是礼治社会 ,从小传统上讲是“权治”社会 ,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是民间规范。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法治化 ,大量蕴涵西方传统的国家法律势必与中国的民间规范在互动中产生冲突。从小传统看 ,我国法治化的目的是实现从政府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从大传统看是实现从民间规范到国家法律的转换。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密切互动的背景下 ,本文通过在北京进行的法律与社会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 ,提出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越轨的三种类型 ,分析了人们在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的不同关系下违法的原因 ,指出了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实质上是国家法律与民间规范冲突、协调与妥协的过程。     

农村纠纷解决途径与机制——关于当代中国农村法治问题的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村纠纷有法律及非法律的解决途径.本文着重阐述在法律与非法律解决方式之间的吸收、转化及异同,关注本土资源与法律移植,传统文化与法治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当代中国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引发对解决农村法治问题的思考.     

论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与法律的协调与冲突

研究任何法律都不可忽略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因为考察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法律能够更加深刻体会法律的地位和特征.在传统中国,法律为儒家意识形态所支配.儒家意识形态与法律的关系既有协调和统一的一面,也有冲突和离散的一面.理解这些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推动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     

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和平衡——我国合同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勃勃生机

对洛克政治法律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思想和法治理论进行了论述,分析了自由和法治的紧密联系,揭示出了该思想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法律移植与中国立法——中国借鉴外国法律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法律移植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70年代以来国际上再度掀起研究法律移植的热潮 ,并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法律移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立足中国 ,洋为中用 ,重在经济 ,遵循国际惯例。中国不仅可移植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 ,也可移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 ,移植的重点是经济、人和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法律。法律移植是一个复杂的立法过程 ,文章提出了法律移植的方式     

现代法官的功能及其冲突与协调

随着社会的发展 ,法官的功能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现代法官不可避免地具有三项重要功能 :解决纠纷 ,实现法律 ,形成规则。然而这三项功能在实现的过程中又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冲突。通过对这三项功能两两之间冲突的分析可以探寻一些协调的思路。     

继承、移植与超越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很快,法律体系也不断完善,但是我们很多的法律并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法律背后的文化观念、思想习俗的重视不够。因此,我们的法治建设必须是继承传统、超越传统的艰难的更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继承是基础,移植是前提,超越是必由之路。     

法律的地理禀赋——透过中国和希腊的视角

本文主要通过中国与希腊在法律文化传统和意识领域的对比来阐述“法律的地理禀赋”这一问题，指出法律的地理性质确实存在于世界各国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日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有些学者主张移植西方法律；有些学者主张发展中国自身的传统法律文化；孰是孰非暂且不论，但法律的地理禀赋都应予以重视，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同时，本文也在理论上论述了地理因素对于法律的影响并从地理的层面，给予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以本源性的总结。     

宗教与法律的共契互动——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宗教与法律关系的主要学说有：宗教源于法律，法律源于宗教，二者同源，二者同构。在历史上，宗教信仰和宗教禁忌构成我国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精神要件，是法治的内在构成要素和驱动力。在当今法治建设进程中，宗教与法律也存在相互融合的契机，二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缔约过失责任与合同自由原则的冲突与协调

一、合同自由原则和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历史反映出来的冲突1.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及其地位考察自然法学派在19世纪走向了尽头,为后人留下了《法国民法典》。随后注释法学登场,其对《法国民法典》1101条的契约的概念做了断章取义的评释。他们认为,人的意志是生来自由的,而契约便是由当事人双方自由意志的合致而形成,既不是出于外界的强迫,亦不是出于对双方的一厢情愿,而是发自内心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自由原则初步得以确立。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最终出台标志着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中心的“学究气”的抽象契约理论的最后完成。这个理论…     

论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协调

配偶间的隐私权和忠实义务的冲突是我国婚姻关系中错综复杂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该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关乎我国婚姻制度的完备,更关乎社会的稳定和谐。《婚姻法》修订后的数年中,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出台了三次司法解释,但是却对夫妻间忠实义务与婚内隐私权冲突的协调没有提出具有实质指导性的法律意见。文章拟通过对夫妻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含义及特点的理解,阐述夫妻间忠实义务和婚内隐私权的客体内容和法律关系,通过讨论二者之间的冲突现状、原因,以寻求解决途径。     

在对抗与继承中发展中国法治文化的根基

杨昌宇撰文《对抗、继承与生成:对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现代性反省》指出,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展现出诸多问题。在文化根基上,中西方法治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西方法治经历过多重危机,但理性化和契约化文化精神依旧是现代法治的核心文化价值,依旧是西方法治的重要文化根基。而当下中国法治文化根基正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的人身权越来越重视,自我保护意识越来越强。而在信息比较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又要体察外界,搜集信息,利用掌握的信息来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隐私权和知情权是一对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对保护公民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1.国家官员的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国家官员具有双重身份,即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与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作为普通     

技术标准与专利权的冲突和协调

得标准者得天下,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各大公司都力争将自己的专利技术标准化,以抢占产业制高点,牟取市场垄断利益。技术标准从其本性来讲是一种技术规范,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专利权则是一种私权,具有专有性、排他性和垄断性。专利技术标准化,意味着专利权将借标准之威行走天下,使得实施技术标准者很难避开专利,从而可能产生专利权人利用专利权控制市场、牟取高额垄断利润等破坏自由竞争秩序等负面效应。有些国际标准化组织采取的RAND政策由于披露义务的模糊性等原因已显困境,而“事前披露”原则则正在逐步成为解决和协调技术标准与专利权冲突的可行政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