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论持久战》抄袭论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特别是抗日战略的重大历史贡献之一。近年来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蒋百里、白崇禧、陈诚等是抗日持久战的先行者,毛泽东有抄袭之嫌。然而从《国防论》、《白崇禧回忆录》、《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等相关内容和线索来看,无证据证明毛泽东有抄袭之嫌。相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等国民党人的持久抗战理论在理论依据、理论内容、战略战术、阶段划分等方面有着重大差异,《论持久战》是重大的理论创造。     

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

《论持久战》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报刊的有利条件，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向各地各界民众开展舆论宣传，全面阐述《论持久战》的内容意义，树立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的正面形象。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扩展了《论持久战》的影响，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形象。而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既显示了《论持久战》的指导作用，也延伸了《论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内容。这一波舆论攻势凸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宣传上的能力远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民心的天平开始朝着共产党一方倾斜。     

用文本比较为毛泽东《矛盾论》辩诬——以矛盾特殊性为例

《矛盾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著作,但经常受到历史虚无主义者们诬陷。面对诬陷,学者们对其进行了积极反驳和论证,但都没有注重挖掘文本。为了彻底反驳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对《矛盾论》的诬陷,以矛盾特殊性表现论述为例,把《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苏联教科书进行了详实的文本对比,发现《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和苏联教科书在文本上根本不同,《矛盾论》中的思想远远高于《社会学大纲》和苏联教科书;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的哲学批注到《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的成熟表达,可以证实《矛盾论》是毛泽东长期认真阅读、仔细思考的伟大成果;从《矛盾论》文本对中国教条主义的批判和中国革命出路的分析,可以看出《矛盾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斗争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根本不是《社会学大纲》或苏联教科书中可以抄袭或照搬的。     

《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引《说文》研究”即借助文献典籍中的引《说文》材料来研究《说文》文本、《说文》版本和《说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文章从“引《说文》研究”的概念、历史与现状、存在的问题、价值与方法、继承与展望等方面进行了阐释,认为综合、全面的“引《说文》研究”是《说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学界应予以更多的关注。     

试论《花月痕》对《品花宝鉴》的模仿和抄袭

《花月痕》与《品花宝鉴》同为“狭邪小说”，前者比后者晚出数十年之久。晚出之《花月痕》对《品花宝鉴》多有模仿和抄袭。论模仿，从结构方式到人物形象塑造，无不亦步亦趋；论抄袭，纵观通篇，随处可见。具有如此严重缺陷的一部小说，竟然名声甚隆，向以名著视之，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韩拙《山水纯全集》对前人画论的引用与发展

宋代开始，一些绘画评鉴大师为了集画论之大成，多把前人画论抄掇一遍，然后再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最具代表的是韩拙的《山水纯全集》。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此书“抄袭”之处较多，并随意修改原著，态度很不端正，学术价值较低。然而，韩拙虽然“抄袭”很多，但有些思想却是对前人画论的再发展，意义重大。韩拙在郭若虚“三病”基础上“召匡”病的提出，在王维“意在笔先”思想下的“预想目前”、“笔法推之”观点，以及对荆浩“四势”、“六要”的新解和新“三远”的阐发，都是他有意对前人理论的思考和创新，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诗歌媒介与诗集编修——查慎行《陪猎笔记》中的文学生活及其文本价值阐释

《陪猎笔记》是清代诗人查慎行著录的扈从行程日记。《陪猎笔记》在其文本表层体现为“润色鸿业”之作，在其文本潜层却是查慎行纪恩心态的表达书写，具有标记查慎行人生节点的文本意义。出于查慎行“翰林诗人”视角的记事选择，《陪猎笔记》通过实录笔调，详细记写扈从行旅中的君臣诗文酬和活动、翰林集体编书过程，呈现出皇室文学生活与官修书籍生产活动的多元样态及丰富具象。《陪猎笔记》的记事内容兼有历史记实与文学叙事的复合意义，具有珍贵的“诗史互证”“书史互证”的文本价值。《陪猎笔记》的文本细读及其文献价值的阐释，对于重新认知清代扈从笔记具有典型个案意义。     

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系统观点

研究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认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运用辩证法对抗日战争的全局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具有明显的系统观点。第一、把研究对象即抗日战争视作一个客观系统;第二、从系统整体性和有机关联性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抗日战争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第三、在历史动态的系统中把握战争的来龙去脉;第四、强调战争要素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第五、阐发了在战争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与战争系统的择优性和最优化方法的关系。这些战争系统观点是对抗日战争实现科学预见的重要方法论。     

政治学视域下的《实践论》新探

1937年7—8月,毛泽东应邀为抗大学员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讲演的讲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在集中学习、钻研相关哲学论著基础上完成的。《实践论》作为讲义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从哲学上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和总结的重要文本,其政治意义更在于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将这一经典文本放回到毛泽东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从“文本与历史“互构角度基于政治学视域重新解读《实践论》,有助于探究他在授课写作时的所思所想与自身所处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语》中的治学三境界

一提“治学三境界”，不少人都想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然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在《论语》中表述了他的“治学三境界”之说。这便是《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要理解这“三境界”，须先弄清几个关键字的意思。     

似是故人来--《德伯家的苔丝》的新历史主义观

新历史主义凸显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关系,即“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同时也提出了文学文本“颠覆”与“遏制”的政治功能。细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可以发现该小说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意识,哈代在小说中试图对社会的中心意识进行“颠覆”,但其在“颠覆”过程中却又受到历史语境的“遏制”。     

迈斯纳视阈中的毛泽东与民粹主义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从“俄国民粹主义”视角出发,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为文本依托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提出毛泽东一生深受民粹主义影响一说,从而强化了哈佛学派的“异端说”,在西方毛泽东学研究领域反响很大。我们围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与莫氏展开批判性对话,认为毛泽东的农民观、城市观和资本主义观坚持和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与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存在质性区别。     

从公理化诠释看朱熹对《论语》的误读

《论语》的文本特点,给后人随意解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然而用公理化的方法去诠释《论语》,则可以看出很多解释都是误读。例如朱熹《论语集注》以“天理”取代“中庸”,以“忠君”取代“德政”,都是误读的典型。这就显示了公理化诠释的积极意义。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历史文本的认识

春秋公羊学派在诠释历史文本《春秋》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对于经典文本《春秋》,他们一方面十分重视,认为《春秋》是圣人所作,“《春秋》慎辞”;另一方面,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他们又努力摆脱历史文本的限制,提出“实与而文不与”、“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无达辞”等诠释命题,试图超越历史文本,建构历史哲学。     

从歌谣的体制看“《风》诗”的艺术特点——兼论对《毛诗》序传解诗系统的正确认识

歌谣的“缘事而发”是朴素的主观抒情,缺少再现事件的功能;风诗与歌谣因为只有单纯的情感抒发或单一的行动、情节、场景的描写,缺乏完整叙述的功能,其主题与本事常常无法从文本中获得,须得借助文本之外的因素来解读,于是出现“诗无达诂”的接受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应该看到历史上的各种解诗系统,都带有主观阐释的性质。而作为最早的解诗系统的《毛诗》序传,因为最接近《风诗》产生的时代,保存的原始本事也应该是最多的;鉴于歌谣往往不能再现本事的情况,不应仅因《毛传》解诗从文本中得不到佐证就简单地否定它,应该对《毛诗》序传的学术价值重新认识。     

重估五四反对派:从林纾的 “反动文本”《荆生》《妖梦》谈起

重新认知“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新青年交锋的林纾,是被文学史固化乃至丑化的“反对派”,其小说《荆生》和《妖梦》更是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反动文本”。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乃是林纾的游戏笔墨,体现了林纾“好谐谑”的性格面相,也呈现出中国传统笔记小说“资谈助”的特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这两部小说由小报上的“游戏文字”升级为新文化战场上的“反动文本”,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有益于深化对“五四”的全面认知。     

徐铉及其小说《稽神录》

由《稽神录》可以看出徐铉的思想性格 :徐铉的忠直个性是他早期仕途坎坷的原因 ,入宋后 ,表面上颇受信用 ,实际上是宋太祖、太宗的猜忌对象。他虽“好鬼神” ,却并不排斥释氏 ,又具儒者的悲悯情怀。《稽神录》文本价值虽不甚高 ,对有宋一代的小说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一种非文本的影响。     

文献学视域中的毛泽东研究--从日本版《毛泽东集》的编辑原则谈起

毛泽东文稿是研究毛泽东的重要文本依据,拓宽和深化毛泽东研究离不开对第一手文本资料的占有。对国内学者而言,我们主要依靠的是中央核定出版的选集、文集、文稿和各种专题文集,但个别较为严谨的“国际版”文稿集也有其特定的参考价值,值得重视。日本学者竹内实根据“原”与“全”的原则主编了《毛泽东集》,将其收集的第一手文稿以简体中文的形式编辑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解读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历程的可靠文本依据。这种编辑原则客观上为毛泽东著作的版本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对于深化和拓展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