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网络流行语的“匿名群体驱动”研究——2004-2019年中国网络流行语的三维结构框架分析

本文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2004-2019年中国"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进行全文本研究,发现:网民在网络流行语词汇的主体投射中实现自我身份的判断,网络流行语的语法结构易于填词再造与扩散,可推动群体卷入,消解现实中的话语沉默与个体孤独,是一种"反现实沉默"的网络呈现;网络流行语经过"主体态度投射、群体传播扩散、集体认同形成、话语规制确立"四个环节完成话语生产,网民可基于风格化表达与意义模仿形成心理同盟,打破线下现实中的个体"孤立恐惧";网络流行语文本的"微型叙事"特征易生成价值言说,展现民间话语态度与民意;网民作为网络流行语生产传播中的匿名群体,其话语具有"消解沉默惯性表达"——"打破个体孤立恐惧"——"生成民间意见气候"的"匿名群体驱动"特征,而网络流行语"对话式"的集体宣泄形成"树洞效应",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利于网民疏导情绪,推动社会稳定,但网络流行语的低俗消解,需借助媒介素养教育干预。     

武术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中的传播

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武术文化的传播必须在新媒介环境下不断创新。中国武术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和体育实践形式,广泛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为我国武术文化跨越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网络、影视、报刊等媒介为传播手段的武术文化活动日益频繁,说明新媒介环境下的中国武术文化传播对武术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研究

在乡村社会，乡村网红是网络广场中的“乡村信息源”、自者视角下乡村社会的形象建构者和网红效应下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们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助力着数字乡村建设。乡村网红以“原生态”的草根人设传播、富有“地方感”的共情传播、集体参与下的人际传播助力媒介化乡村社会的构建，优化了乡村社会的传播格局。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加速了乡村社会传播的“在地化”转向：传播资源从“汇聚城市”转向“返流乡村”,传播话语从集中把关的宣传话语转向共享式的民间话语，传播方式从单向的信息传递转向在地性的参与式对话。我们尚需引导乡村网红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其为当下乡村社会传播力的提升贡献更多力量。     

残障群体的媒介呈现与形象建构——以短视频平台场域中的残障博主为视角

短视频平台场域中残障博主的出现，拓展了残障群体网络媒介可见性空间。残障博主通过对传统话语的延续、主流话语的回应和新型残障话语的实践在互联网空间中建构了丰富的残障群体媒介形象，也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对抗残障刻板印象的媒介话语，不仅回应了残障群体之前被媒介边缘化、他者化、污名化的现象，而且还在与媒介化社会实践的互动中进行着残障文化表征的重塑。与之同时，残障博主在媒介呈现过程中也存在被消解和被同构的问题。     

媒介再现父职：“新父亲”形象与父职教育契机——基于网络短视频的内容分析

随着网络短视频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渗透,以“爸爸带娃”为主题的家庭父职生活也逐渐媒介化。以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和抖音三大主流网络平台的短视频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究媒介再现父职中的“新父亲”形象,以及媒介再现父职隐含的父职教育契机。研究发现：媒介再现父职以“关爱父职”为主导,关爱父职影响积极且效果良好;父亲参与意愿和参与主动性强;父亲参与的互动性较为充分;平等、亲和、睿智的父亲形象突出;引流变现下的“花式带娃”等多样化“新父亲”形象。鉴于网络传播的巨大影响力和实效性,媒介再现父职的促进路径为：推动新父职理念的传播与实践转向;设立常人榜样,实现父职教育的日常渗透;明确本土化父职研究方向,拓展父亲情感参与维度。     

从“援助导向”到“发展媒介”:人口较少民族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策略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援助导向"的社会救助保障了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他们应主要实施"发展媒介"式救助。从生存到发展策略的变化,与激发内生动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精准脱贫基本原则渐趋一致。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现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使对他们的社会救助具有样本意义。从横向和纵向比较的角度,要对人口较少民族给予宏观和微观上的"发展媒介"式救助。鉴于人口较少民族历史发展基础、自给半自给经济特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能力、个体农牧业边际收益等问题,对这一群体的"发展媒介"救助,应主要集中于流动与迁徙、教育与医疗、就业领域,提高他们参与市场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能力。     

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再思考

纪录片素有国家、民族的"家庭相册"的美誉,作为大众叙事媒介兼具真实性与艺术性,在视觉表达上更易于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受众所接受。中国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存在着一个从被动局面向主动建构的演进,即自近代以来长期处于"他塑"的被动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纪录片为代表的大众叙事媒介对于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塑造具有显著提升,但亦有不足。从中国国家形象及近年纪录片等变化与发展现状分析来看,主要涵盖了从主题、叙事、传播三维度的嬗变以及纪录片内涵及叙事张力导致的国家形象话语转向。在"一带一路"语境下,存在国家形象等"软实力"的传播与经济、政治上的影响力等"硬实力"不相匹配的局面,纪录片在塑造国家形象、破除西方话语的"刻板印象"、提高国内群众民族凝聚力、自尊心与自豪感方面的潜力亟待挖掘。中国纪录片传播领域若能从构建丝路共同体理念、参与国际影视节展、打造丝路品牌等对策出发,当为可今后"一带一路"的继续深入提供理论借鉴和契机。     

传播学视野中的“黑洞效应”及媒介文化走向

媒介的影响渗透于文化的各个层面,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系统——媒介文化(Media Culture),其成为当代世界最值得关注的文化景观与当代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通过对媒介文化研究的传播学反思,发现媒介文化研究客体的重点已从大众传播变迁为小众传播或分众传播、媒介文化参与主体呈现出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机构、网络与新媒体、政务媒体和自媒体多元包容的格局。在社会生活中,媒介犹如"黑洞",当前媒介"黑洞效应"主要体现为新媒体的热点效应、"媒介间性"的融合效应、消解用户意见的"极化"效应、"媒介娱乐化"的吞噬效应、文化表面繁荣的"中空"效应和"穿越"文化的反思效应。媒介"黑洞效应"深刻影响媒介文化走向,媒介文化呈现出从媒体融合到文化融合与融合文化、从优化舆论引导到践行文化引领、从提升大众传媒公信力到强化自媒体私信力的发展态势。     

对话式话语生产：社科期刊国际化的内在机理与传播路径

学术话语是具有主体性的知识生产和意义阐释的建构实践,中国学术话语的生产逻辑需要在主体间性的国际传播与对话的事实过程中确立和展开。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传播与对话作为系统性工程,社科期刊作为学术媒介需要融合话语生产及其传播的内在机制,以国际化的方式深度参与和推动。社科期刊首先要组织化、聚焦式地参与国际学术前沿对话,进而周期性、长效性地拓展和深化比较对话,逐步实现以融合性、标识性的学术话题来引领国际对话,从而系统地推动中国话语的对话式生产与传播。在传播路径上,社科期刊要系统地强化语言媒介转换,推动期刊的跨语际实践与多语化传播;同时借由数字技术媒介转型,通过高效的集约化传播来展开跨时空对接;融合大众媒介开展跨渠道的话语再生产,借助品牌化进行跨领域传播,提升综合影响力。     

“圈层化”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建构

“圈层化”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出现入圈难、传播难和见效难等困境,造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价值受到冲击,认同受到消解,对于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主动权,将网络空间建设成为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产生不利影响。为此,要通过话语主体的重塑、话语内容的供给侧改革、话语表达的创新和话语价值的传递等策略,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真正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以正能量赢得传播,发挥主流价值引领作用。     

从“单兵”作战到“集团”出击——江西卫视定位研究

多频道时代是资源相对过剩的时代,更是需要品牌频道的时代。拥有精准的频道定位、鲜明的频道形象,是省级卫视在这个时代首选的生存法则。江西卫视目前的定位情况呈栏目、节目、活动"各自为政"的"单兵作战"模式,这与电视媒介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建议改定位战略为"集团出击式",整合频道各种资源,服务频道集团式整体形象,打造"红色.主流话语"频道品牌,方有可能突出竞争重围,实现全国强势品牌频道目标,保证价值最大化和效益持续增值。     

“媒介自延伸”:人机交互中知识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及潜在风险

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打破千百年来人类的话语主体地位,更冲出以人为本的“媒介即延伸”发展轴线,转向以媒介自我能力延伸的“媒介自延伸”之轨,人类知识权力话语模式的主体、特征以及权力关系受到巨大冲击。在梳理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媒介时代权力话语模式变迁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人机交互权力话语模式与特征进行分析,发现算法规制下的智能话语或将人类话语引入范式化与平庸化,造成机器知识内容权力宣示、庸语驱逐俗语以及情感话语蛊惑方面的潜在风险,需从个体“算法启蒙”及社会规制层面采取必要举措并进行反思。     

网络流行语体的盛行及启示

网络流行语体作为网络文化的一种思想表达与情感宣泄,不仅改变了网络世界以及现实世界的话语传播模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紧张。它的盛行与流布有其“使用”与“满足”、“沉默的螺旋”以及娱乐功能的归因,也有网络媒体以及网络流行语体自身特点的助力。同时,网络流行语体在媒介议程设置、媒体报道框架修正以及媒介传播形式上,都留给了大众传播学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     

新闻话语群口时代媒体对公共政策影响

本文以代表中国电视从"政策式传播"向"公共传播"变革的媒介产品——"新闻群口谈话节目"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媒介产品的存在与发展对于媒体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以及舆论方式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此类节目的内容、形态及影响力三个维度的实例分析,找到了大众传媒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趋势,即从"权力话语"到"公共话语"的前景。这一转变不仅回应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对于媒介的某种期待,也回应着公众对参与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     

“流动”的记者: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修正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议。中国传统传媒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将媒介视为精英式的、垄断的技术,进而构建新闻业专业壁垒的实践性新闻话语体系。在自媒体时代,这一套垄断性话语体系受到了挑战。基于自媒体话语空间实践,将媒介视为一套拥有自身运行方式的逻辑,在中国不断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中,面对自媒体结构性“下沉”而重构的新闻业,新闻专业主义已不再是仅属于专业媒体人的规训,因突破了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而成为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社会文化,进而成为监督社会的新形态,然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成为新型新闻专业主义的杂质。因此,媒介融合的理念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方法,并借此对社会的舆论形成监督和引导。自媒体所创造的新闻生产关系修正了原有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

现代传媒公共话语讲述,体现了社会大众对政治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与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事务的参与关注。中国传媒经历了一个从绝对政治权力话语到政治公共话语领域的转型,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逐步建构起传媒的公共话语系统。中国传媒公共话语领域的建构,回应着公共参与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媒介期待,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传媒自身的发展意义重大。     

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中国Z世代的媒介形象建构及其反思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Z世代作为拥有特定生命历程的青年群体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作为概念,Z世代是借助差异性与同一性指代符号而生成的,大众媒介将其形象建构为顺势而生的“数字原住民”、寻求认同的“文化盗猎者”以及彰显风格的“个性消费者”。在“技术+文化”与“技术+消费”的叠加框架中,Z世代媒介形象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然而积极话语与消极话语之冲突也造成了Z世代媒介形象的内在矛盾。作为一种媒介建构,Z世代的媒介形象虽然再现了社会现实,但也遮蔽了阶层差异、地区差异等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