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惩戒法律规则的缺失与完善

我国失信惩戒呈现低层级立法泛化的趋势,根源在于失信惩戒法律制度和规则的缺位。失信惩戒机制应当在法律层面明确价值取向。惩戒主体应限定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剔除商业公司,惩戒对象不宜包含未成年人等特殊主体。失信行为的判定标准必须协调社会信用体系构建与信用主体合法权益保障,根据行为性质划分失信行为类型。惩戒措施应当实现失信成本高于失信收益,恪守惩戒措施与失信行为相称的基本原则,理清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惩戒目的间的逻辑关联。虽然民法典规定了信用评价不当的处理规则,但失信惩戒机制仍有体系完善的空间。国家仍应建立信用恢复的统一机构、制度和标准,规范错误惩戒的救济方式、时限和内容,确立恶意申请和违规惩戒的法律责任。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优化路径——以扬州法院2016年至2020年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数据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目标正在成为现实。但失信惩戒不是目的,引导诚实守信才是核心。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上仍是强调失信惩戒多、信用修复少。失信惩戒的力度越大,失信主体对信用修复的需求就愈强烈。因此,建立一整套系统完善的信用修复机制,推动司法实践中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化、系统化,明确信用修复路径等很有必要。为此,从建立分类精准惩戒机制、双重审核把关、强化内部监督管理、执裁分离等改革的方式对现行司法实践中的信用惩戒及机制予以优化,以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而提升人民法院司法治理能力,助推解决源头治理执行难的问题。     

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

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在政治效果上可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律效果上可以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社会效果上落实善意文明的执行理念。尽管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具有多重意义,但是构建我国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首先在理论上存在分歧,各方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有不同解读;其次在实践过程中,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构造也不同;最后在程序方面也存在失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缺乏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对策：第一,科学界定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内涵。第二,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第三,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的操作环节。     

转型期失信行为探源——基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失信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对他人所实施的背离对方信任期待、有损他人利益的行为。失信行为折射出社会人际关系的病态化特征,社会关系弱化是失信行为盛行的根源,失信行为广泛存在于亲人、熟人与陌生人中,但是三者遭遇的失信风险具有强烈的差序化特征。亲人失信中,社会关系从单向依赖到独立平等;在熟人失信中,社会关系从实体型到虚拟化;生人失信中,概化道德让位于纯工具理性。     

对我国保险公司失信原因的深层次分析

我国保险公司失信问题非常严重。其失信的深层次原因既有社会的 ,也有保险业自身的。因此 ,应针对这些深层次原因采取措施 ,治理失信问题     

政府失信问题研究

政府诚信不仅事关政府自身良好形象的树立,而且与社会信用体系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然而,我国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现象客观存在且不断凸显,政府诚信问题面临着诸多挑战,故在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治理政府失信应当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真理、真诚和社会诚信

面对价值多元和利益分化的现实,如何维持社会诚信是人们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亟待作哲学检讨的学理问题。作为社会诚信的对立面,社会失信格格不入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章检讨了社会失信的主要表现及其后果,揭示了社会失信的哲学根源,探讨了以爱为基础,以契约为保障,透过真诚行动,倡导社会诚信进而建设诚信社会,并且主张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在诚信问题上的探讨,更值得今天的社会诚信倡导者认真对待和积极借鉴。     

社会组织诚信建设问题与路径优化研究——以唐山市为例

诚信缺失与治理的问题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同样也是社会治理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组织的诚信建设促进了社会范围内诚信氛围的营造,促进了伦理精神的发展,推动了国家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但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失信行为,本文通过借鉴相关经验提供相对应的优化手段。     

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框架及关键着力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其本质特征之一是倡导运用现代法治方式和社会协同理念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中国构建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在社会转型期和"维稳"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力图整体推进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制度化努力,业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行模式和工作典型。然而,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若干极具挑战性的难点问题,亟待进一步探究完善,这主要涵盖决策定位、问责结构、评估工具、层级差异、风险感知等方面,这些问题构成了"稳评"机制实施的关键领域。当前,应在巩固既有实践框架基础上,正视难点问题,强化评估中的风险沟通与治理导向,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来考察。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生成逻辑与实现路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内容。食品安全风险的技术性、社会性和公共性相交织决定了食品安全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社会共治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治理效能的多赢性以及治理策略的多样性是其典型特征。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治理维度至少呈现政府与食品企业间的互补共治、政府和社会间的互信共治,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间的协同共治三个层面,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的构建以互补共治组合为治理基础,以互信共治建构为治理前提,以协同共治模式为关键手段,以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绩效为价值诉求,对实现食品安全善治、增进公共福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构建：维度与指标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支点,而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市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以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维度,选取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群组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为测度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水平、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率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然”探赜——基于平安中国建设的思考

郡县治，天下无不治。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被摆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上，并成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从平安建设的视角探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具有本源性、接续性和导向性，必然、应然、使然是理解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在立足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国内环境的时代性和市域层级的特殊性的基础上，透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大问题、三个层级以及五类风险等内在意蕴，能够有力推动治理观念现代化、治理体制现代化以及治理方式现代化。     

论行政性失信惩戒分阶段程序规制

行政性失信惩戒是行政主体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凭借负面信用信息来限缩惩戒对象信用权益、减损其信用利益的行政行为。从过程论视角看，失信惩戒呈现阶段性法律构造，主要涉及失信信息归集、评价、公布、修复等。当前，我国失信惩戒制度存在程序设定零散、行为对象的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在失信惩戒阶段性理论指引下，可为每一阶段的行为设置程序规范，在信息归集阶段设置告知同意程序；在信息评定阶段完善听证程序；在信息使用阶段构建依职权和依申请两种公开程序；在信息修复阶段科学设计信用修复时效制度和处理程序，从而全过程规制失信惩戒行为。     

我国慈善失信行为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传递着人们的爱与希望,助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然而近年来,慈善活动中施助者“诈捐”、受助者“骗捐”、慈善组织违规操作与善款他用等失信行为时有发生。这与慈善参与者诚信缺失、监管不足、立法缺失等都有着极大关系。从道德自律、多方治理、法律法规三方面出发制定对策,可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从脱域到复嵌：智媒时代网络空间现代化治理新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现代性背景下的网络空间符合吉登斯所提出的“脱域”特征，基于脱域机制的运行，网络空间呈现无规范的真空、技术的超前性和管制的滞后性错位，社会话语杂芜与群体极化现象，以及圈层凝结、主流价值难以引导，社会共识的解构与离身等现代性扩展的一般规律特征。因此，反思中国社会转型期网络空间的秩序治理问题，需要将“嵌入”纳入网络空间治理过程，通过政府、平台、用户等多主体嵌入实现协同治理，打造网络空间治理的共同体；在媒介可供性背景下通过场景嵌入以一摄多凝聚社会共识；同时引入涡轮模式打造智慧化治理体系，最终通过“嵌入”理顺现代性逻辑，形成多主体外部治理、涡轮模式内部治理、场景机制勾连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我国企业信用现状及治理

信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之一,体现着人们经济交往的实质。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当前,失信行为广泛存在于企业的经济活动之中,治理企业失信已成为政府、企业及国人共同应对的经济攻坚战。本文从信用道德、法律制度、产权改革、风险控制、保障系统、信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治理对策,以期矫治企业失信行为,优化信用发展空间,加速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并促进其持续、快速、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概念的再探讨及其意义

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意涵与体系内容的阐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社会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迁中,成长起来的话语体系和社会建设活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因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以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共生共存为目标和原则,通过自治、德治、法治、心治“四治”的融合和有机统一重构社会治理体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建构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明确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和方向,建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与实践方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二十大召开以来，学界就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方位、制度优势和实践方略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共识性成果丰硕。总结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新形势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可以从多元视角审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目标、方向和现实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基于出版视角下高校科研失信行为防范策略

随着科研失信现象频发,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相关文件。针对高校教师科研失信问题,高校学生存在的学术不当行为,高校科研组织者存在管理不善问题,找出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提出如下防范策略：给予人文关怀,建立合理上升空间;完善规章制度;推动协同治理机制;科研管理透明化;注重科研舆情的警示作用;加强科研诚信专业团体建设;完善科研诚信行为的奖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