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研究综述

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筛选出与“新冠”“谣言”“传言”“流言”“谎言”“舆情”相关的北大核心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163篇,梳理总结文献中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结果表明,国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治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谣言传播基础理论、谣言传播模式及影响因素、谣言传播治理策略。但目前研究还存在学科分布不均、传播危害研究不足、治理对策与现实脱节等问题,下一步的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综合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理论视角,全面认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内在逻辑;深化对谣言传播危害认识的研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基于互联网技术,研究建立快速有效、覆盖范围广、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谣言识别和传播治理机制。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模式演进分析

在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的各阶段,我国网络社会治理实践呈现不同模式。Web 1.0阶段,我国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包括网络信息产业管理和网络媒体管理。Web 2.0阶段的网络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的行业自律治理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网络社会治理应兼顾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由主体之间的自律、他律、互律共同作用,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元治理体系。     

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行业协会自律机制的优化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而我国食品行业协会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却表现消极,难以满足“社会共治”的要求。基于合法性理论与角色冲突理论可从内外两个观测视角揭示食品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运行失效的核心问题。即:对“官方认同”的过分追求挤压了协会对“社会认同”的重视程度,“社会认同”难以直接影响协会的行为决策。破局的关键在于借由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的介入来完成外部监督与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步变革。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落实食品行业协会的去行政化改革,明确行政权力的权限以及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义务;以自律规则的供给、执行、监督及追责机制的建设为重点完善协会的内部自律机制;以消费者沟通平台、社会公众举报平台及举报机制、食安事件强制回应制度的建设为抓手,强化食品行业协会自律行为的社会监督机制。通过重塑食品行业自律的外部环境来保障行业自律的规范运行。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加强行业代表性,优化内部激励等措施,提高食品行业协会的公信力,通过行业自律内部环境的优化来提高食品行业自律的质与效。     

中外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

由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及国家治理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当今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也各有不同。尽管如此,在时间维度上,不同国家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复合和统分协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从非政府化的治理转向政府管控,再向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模式转变;同时,不同时期各国采用的政策工具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治理阶段,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导向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两种主要的实践路径。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算法治理视阈下的企业合规：困境、逻辑与进路

当前以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和企业影响力日益强大，成为全球算法治理机制的重要力量。企业算法合规是一种基于“算法风险”的专项合规管理，是企业为了有效防范、识别、应对可能发生的算法违规风险所建立的一整套公司治理体系。企业算法合规因具有改进算法治理模式、降低企业治理风险、提升权利保护水平、改进传统企业合规治理方式的优势，在算法治理中具有必要性。同时，中国特色企业算法合规的开展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以“创新与伦理的平衡”为应然边界、以“全面渗透与多层参与”为行动指南、以“公开透明和灵活持续”为执行要求，与当前算法治理的现实需求相吻合，因此具有成为算法治理新路径的可行性。     

青少年保护视角下我国网络游戏产业治理模式研究

网络游戏因其固有的新奇性、易操控性、互动交流性以及强烈的画面刺激感和玩法魅惑性,使得许多青少年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由此引发的青少年性情异变、人格异常以及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在行业利益驱动下,网络游戏产业规模依然在进一步扩大,以保护青少年为主旨的网络游戏产业治理模式亟待加强和完善。网络游戏产业的治理需要借助国家立法、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等综合手段,依靠家庭、学校和网游企业等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多个层面多种渠道协同进行,以实现治理思维体系化、治理行动合作化、治理技术先进化。加强网络游戏行业的法制化建设、完善立法体系是治理的基础,细化相关政府部门职能、规范政府管理是治理的关键,加强政府指导、依靠行业自律是实现网络游戏产业科学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保障。     

新政新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布举报电话：12377 自4月下旬以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先后部署开展整治网络谣言、集中清理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三类信息、净化暑期网络环境等专项行动，现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在网络空间的呈现、演变及其治理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与移动社交媒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2019年底至2020年初,COVID-19于武汉爆发,谣言与疫情齐飞。本文以武汉“封城”1个月为时间段,以新浪微博手机客户端的“疫情辟谣”为取样来源,采用混合研究法,考察疫情谣言在国内社交媒体的生产、流通/传播、消费/接受的情况,重点关注谣言的时空分布、建构方式、传播特点以及辟谣路径,探求谣言产生及传播的社会心理和现实环境,以期深化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谣言传播和谣言治理的研究。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的现状及问题反思——基于“打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与政治沟通内涵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分别是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机制,阐释了二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政治沟通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与公众参与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现状作出检讨,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地方政府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出路.     

互联网时代如何加强网络新闻评论的引导和管理

网络新闻评论以其交互性、开放性和时效性的特点区别于传统新闻评论，具有舆论监督、道德评判、促进社会文化传播等功能。互联网时代，网络新闻评论作用巨大，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的加强引导和管理。“三贴近”和媒介的“议程设置”是其引导的原则和方法，政府的管理、国家的立法以及互联网的自律是其有效的管理手段。     

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与路径

当前贫困治理重心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向更隐蔽、识别难度更大的相对贫困转变，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问题依然存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一的治理规范、治理工作或治理要素，而是融合为一股新的治理力量，嵌入到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当中。我们迫切需要正视并剖析这股新迸发的治理力量，重新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特征。运用理论思辨和逻辑推理方法，提出通过“场景适配—情境互动—主体增能”的嵌入逻辑，为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新的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可行路径。     

国家权力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与基层法治——鄂西L县网格化管理创新调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命题。鄂西L县自2013年底，开始全面推进乡村网格化建设，搭建管理信息化平台，拓展出“十户联防”、“民生110”和“律师进村面对面”等治理举措，大量使用网络、通讯等科技手段。这代表了后税费时代国家权力以技术治理的方式“重返乡村”的趋势。就L县的经验而言，不可过分迷信技术治理，一方面，技术治理只构成国家权力在乡村运作的一个维度，有其问题和限度；另一方面，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它又面临法治化要求的严格约束，形成了与基层法治的潜在张力。因而，国家基层政权的运行，应当遵循以法治外壳包裹国家权力政治性的原则。挖掘网格化管理的潜力，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最终，与技术治理相配合，重塑乡村治理的多个维度。     

试论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及治理机制

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信息管理方式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衍生问题、网民整体素质较低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网络谣言出现的原因.结合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薛满子”等网络“大V”制造谣言的实例,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表现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等.提出了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具体建议：要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不断创新社会信息管理方式、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网民素质等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     

依法行政视野下网络谣言的治理研究——基于2021年以来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案件的分析

依法治理网络谣言是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网络治理、维护网络安全的题中之意。作为网络谣言治理的常见手段，行政治理往往依托具体的行政执法措施。通过对149个公安行政处罚案件的分析，在从主观过错、违法情形、危害后果、处罚依据、处罚措施等方面梳理当前网络谣言相关行政处罚基本现状的同时也发现，当前行政治理实践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法律法规和具体法条的适用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进一步推进网络谣言的依法行政治理，应该坚持主观归责原则，作出行政处罚必须要求违法行为人具有故意违法的事实，行政机关应当对该违法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要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正确处理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选择适用和同一法律法规不同法条适用中的竞合问题。要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加强内部的量罚均衡化工作和外部的执法监督。要合理界定网络平台在网络谣言治理中的法定义务，对于“明显”的网络谣言，采取倒置的策略，由网络平台对自身的责任履行情况进行举证，以此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     

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浮现与防范

数字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阶段,代表了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新视角。在实践中,乡村数字治理呈现出诸多积极功能,即为政府增能、向社会赋权和助管理提效,从而在治理、社会和技术层面上的三大逻辑。数字治理天然携带技术理性基因,使得技术逻辑得以超越其他逻辑,在实践中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乡村治理中逐渐产生以“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为代表的技术主义倾向,进而衍生出“技术万能”“变革替代”“红利共享”等认识误区。对此,必须清醒认识和审慎分析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的价值根基,在公共性导向下通过价值共识、主体共建、行动共治、成果共享、制度共创来矫正逻辑关系,修复主导价值,实现以技术之治推进乡村善治。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育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进入了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驱动传统行业创新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具有共享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征，为高校教育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提供了良好条件。“互联网+”时代高校教育管理存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教育管理“互联网+”程度不高、“互联网+”与教学深度融合不够等新问题。构建“互联网+”时代高校教育管理创新模式，应积极优化教育管理环境、加大教育管理投入、健全教育管理机制，以“互联网+”提升高校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互联网+”视角下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

“互联网+医疗”是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的行业新业态。健康医疗大数据是指所有与人口健康、医疗服务及公共卫生相关的数据集合,二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在“互联网+医疗”时代,健康医疗大数据为医疗模式精准化、健康管理定量化及卫生管理科学化带来新机遇,但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健康医疗领域治理机制转型和政策、技术制约等挑战。要正确认识健康医疗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助力“十三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中国”建设。     

职场 三大趋势需关注

<正>互联网“大厂”不再吃香,新职业迅猛发展,新业态推动技能转型……这些职场新趋势值得关注。热门行业正更迭4年前,曾有人预测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将“碰顶”,红利即将消失,下一个风口将是人工智能行业。如今,预测成真。随着互联网“大厂”裁员、缩招消息的传出,互联网行业的热潮确实逐渐退去,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行业方兴未艾,对人才也求贤若渴。从2019年至2021年部分重点行业新发职位同比增长趋势来看,人工智能、生产制造、大数据、能源环保等行业的招聘需求持续爆发,而教培、游戏、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