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新体制机制——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评析

新《环保法》具有注重明确法律定位、创新环保理念、完善保护制度、强化法律责任、回应社会关切等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特点,在绿色发展模式、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行政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等重要领域实现新突破。作为上位法的新《环保法》修订对下位法的制定和完善形成有力促进,赋予地方人民政府对超标排放污染物企业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明确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事项,将会进一步引领和推进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但新《环保法》仍需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扩大环保责任范围、优化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的方法、健全全民共同责任的制度、规范媒体与公众参与监督环保的权利行使、重视和加大雾霾的预防和治理力度等法律措施。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严格且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但通过中国新《环保法》的实施这项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明显促进了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TFP的提高.这种促进效用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都显著存在.新《环保法》的实施没有带来创新补偿效应,而是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补偿合规成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引致效应的理论框架,同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在实现环境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双赢"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绿色金融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基于“市场-政府”双螺旋支持下的效力检验

借助《绿色信贷指引》这一政策事件,结合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基于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于国有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并改善市场主体的外部预期,这些都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特别地,绿色信贷政策离不开“市场—政府”双螺旋的重要支撑,在有效的市场化环境和有力的财政科技支出支撑下,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数据要素价值化动态过程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创新的新动能和引擎,与此同时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也对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提出新目标与新要求,但鲜有研究关注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从“战略—资源—制度”的三维视角出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产权这一制度逻辑的异质性影响。以2011—2019年沪深A股1 016家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基于大数据文本挖掘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化战略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2）数字化资源投入部分中介数字化战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作用;（3）企业的产权性质在上述中介关系发挥有调节的中介作用,也即：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数字化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战略引导数字化资源投入阶段无显著差异,但在数字化资源投入向绿色技术创新转化阶段具有更高效率。稳健性检验发现,数字化战略与资源投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影响在中期依然成立,存在持续赋能效应,且中长期来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引入关键词文本网络探究数字化战略的结构性影响,发现数字产品与制造战略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战略维度,数字金融战略与数字营销战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无直接促进效应。研究结果从战略、资源和制度的三重视角,打开了数字化加速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过程机制和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影响,为理清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及情境因素提供重要理论启示,也为激励制造业抓住产业数字化机遇、加快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社会信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微观证据的研究

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于推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开展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资源供给与内部可持续导向能够强化社会信任驱动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价值，产生内外赋能效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以及正式制度环境更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当前应着力深化社会信任环境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信任的润滑剂效应，以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环境。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绿色技术创新对医疗卫生条件存在选择性偏好吗?

自由市场传统经济环境中绿色技术创新往往不足,什么因素更有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创新地条件是否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偏向性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利用2007—2013年中国1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衡量非期望产出,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绿色技术创新,检验创新地特征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后果.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条件依赖且选择性偏好表现出异质性,即医疗卫生条件越优的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越强,且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富裕程度和不同地域的城市的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不同.这可能源于医疗卫生条件更优的城市更有利于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正向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更利于城市朝绿色技术创新方向转变.     

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地位的调节效应

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是由政府引导、企业决策的重要部署,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选取我国2008-2018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并探讨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地位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被支持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而政治关联与企业高竞争地位均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为我国政府如何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以促进绿色创新提供了指导,对制造业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封面故事之一 新《环保法》强化法律实施：监管者也要被监督

核心提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新《环保法》对执法部门增加了必要执法手段,也强化了法律责任。法律实施后,执法部门必须加大执法力度,切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唯有如此,才能让法律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很多人认为监管不严、执法不力是重要原因之一。民有所呼,政有所应。更加明确政府部门的环境监管职责,成为新《环保法》的一大亮点。其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环境治理与公共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突发性高、传染性强、扩散性广、防控难度大、人群普遍易感,是近百年 来人类生命健康面临的最严重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之一,不但威胁着全人类的健康安全,而且对各国经济 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环境治理也不可懈怠。 以 201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环境治理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研究发现,环境治理可以 显著降低呼吸道传染疾病发病率,这一现象在新《环保法》实施后更为明显。 本文从公共健康视角为新 《环保法》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微观证据,不仅丰富了环境治理和公共健康方面的研究文献,而且为政府 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及进一步完善和制定环境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及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传统生产方式对资源的过度耗费，为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分组回归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但其生态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相比，数字经济对财政收入较低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更为明显；绿色技术创新仅在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对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应以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为抓手，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才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而对于财政收入较低的城市，应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重点增加数字化转型投入，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探析——基于煤炭行业的经验数据

以2016—2020年26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定量检验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三者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寻租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绿色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呈U型关系;环境绩效在绿色技术创新和财务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寻租反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同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关系。提出企业在绿色转型的同时,还应减少非生产性投入,遏制国有企业的寻租牟利行为,实现环保和财务的良性发展。     

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研究

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以2007-2021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产业链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信息传递的学习与协同效应及竞争争胜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主要是由下游的客户拉动。外部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是促进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重要情景因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企业高管绿色环保认知水平较高时,产业链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联动以及政府补链、强链、延链提供参考。     

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综述与发展态势分析

针对1994年1月至2017年1月期间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文献,分别从文献年代分布、作者、资助来源、被引用情况和主题五个方面综合分析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的主要特点,指出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研究存在研究分散程度高和实证研究匮乏等情况。基于文献统计分析结果以及研究发展的生命周期特点,预测政府将会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企业和社会积极响应,实现政府、企业和社会技术群体间的交流合作,研究学者将更加关注系统化的应用型主题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除港澳台的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影响和区域差异。进一步，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门限变量，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持续推动精神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而与物质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倒“U”形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可对共同富裕产生更强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精准滴灌数字普惠金融、深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构筑数字绿色金融协同新业态，以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黄河流域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2021年黄河流域9省(区)制造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公开报表数据,从投入—产出视角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Malmquist-Tobit模型测算了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分析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处于低水平状态,时序变化呈“W”型波动趋势;区域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由下游向上游递减的格局;行业对比发现轻纺工业类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最高;环境规制负向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正向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企业规模以“N”型方式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高管薪酬激励以“U”型方式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政府补助、企业社会责任、资产负债率和资产收益率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吗?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利用2012—2017年我国281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加强环境监管和优化资源配置两条渠道推动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从推进审计工作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制定环境监管法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