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险社会到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急剧深刻的社会转型,人造风险放大、复合风险交织、全球风险传递昭示着我国正在迈入全球风险社会中。同时,制度性风险增多、“有组织不负责任”显现和成熟风险文化的缺失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困境。“命运共同体”倡导寻求人类共同价值,其囊括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多元治理观,为我国风险治理注入新的价值视角和丰富内涵。     

从弹性治理到韧性治理：风险社会治理模式新转向

风险社会的来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弹性治理等传统治理模式,弹性治理是对立于刚性很强的官僚体制的重要治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广泛推崇。但其过于突出柔性,以过程为导向的特点,使其在风险密集的时代优势不再。韧性治理理论作为风险视域下的新兴理论,以提升组织或治理体系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多维度韧性构建为典型实践模式。相对于弹性治理,韧性治理以结果为导向,且刚柔并济,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未来的社会治理研究和社会治理实践中都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从碎片化到一体化：回应性治理的民生实践

阐述回应性治理当代价值,剖析与当前建设城乡统筹社会保障的内在契合,厘清回应性治理在回应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产品需求不足的困境。弹性化的制度设计和网络化治理结构前瞻性合理因子的嵌入,增进政府回应灵敏度。     

碎片化语境下社会治理范式的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逐渐普遍化,传统治理模式低绩效、无协调性问题日益凸显,分散、冲突的碎片化状态对社会治理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走出碎片化的社会治理困境并避免社会秩序混乱和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国内学界对社会治理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协同性治理、包容性治理、PPP/NGO治理五个层面。通过梳理发现,在当前复杂的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下,仅依靠单一治理模式是无法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未来关于社会治理范式研究需要突破理论性探讨研究,确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思维;以多元治理视角为指引,发挥多种治理模式特色共同合作;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化探索,构建适应复杂性要求的全新社会治理体系,由此实现社会善治。     

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逻辑分层

以往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解释,偏于社会学视角,且单从治理主体一个维度展开,强调社会治理共同体由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四个主体单元组成。其实,只有补充形上的社会治理观念和形下的社会治理手段两个维度,才有覆盖三维的真正缜密的共同体建构,才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完整图谱。其中,由德治观念和法治观念组合而成的治理观念共同体偏于形上的理论形态的价值判定,由多种多样治理方案组合而成的治理手段共同体偏于形下的实践形态的实用主张。治理主体共同体则是贯通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治理主体形成的共同体是左右横向展开的,形上的观念共同体和形下的手段共同体是上下纵向展开的。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支点,那便是“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方向和目标,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中起着整合作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上层面和形下层面的逻辑分层,可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补充纵向上的缺环,使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纵横交织、上下交错的网络系统,相辅相成、彼此呼应的逻辑层次。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从熟人社会到现代治理：民族地区互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及目标走向

中华民族的互助行为源远流长,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人们逐步建立了家庭、家族、民族内和民族间自发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加强熟人社会团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代社会的风险冲击下适应性明显削弱,需要建立现代互助共同体以提升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现代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积极介入、共同价值观、制度理性、立足传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互助共同体走向生人互助模式,在拓展资源共享、增进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应将互助共同体融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并引导居民自治、发展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注重乡村互助文化的创新发展。     

风险社会与生态移民社区治理

立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研究,将现代社会风险划分为技术风险、制度风险与文化风险。生态移民作为一项涉及移民规划、移民社区服务和移民社会适应的系统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风险社会诸维度的耦合。从现代社会风险规避的角度看,生态移民社区治理需要在移民规划方面实现技术升级和科学设计;在移民社区服务方面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多元协同;在移民社会适应方面要培养民众合作意识,进行赋权和增能。最终达成生态移民社会治理和风险应对的技术规避、制度保障和文化维系。     

共同体与审美治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媒介学转向

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在审美主体层面,审美主体的多元性和可交流性是进行审美判断的基础。在审美判断层面,审美判断要求达到普遍认同,这种普遍认同借助于共通感,不借助于信仰,不借助于概念,也不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认同。因此,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的视域下,阿伦特探讨了审美、普遍认同与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美学转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媒介技术的发展承担起了新型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康德-阿伦特的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需要在媒介学的意义上得到延伸,形成康德-阿伦特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的媒介学转向,重塑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当下意义,用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多元一体的媒介治理格局。     

地区共同体：生态政治学的处方及其问题

生态政治学旨在挖掘造成生态破坏的政治原因，并为保护生态提供政治上的理由和方案。在生态政治学的诸多思路中，建设“地区共同体”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有效方案。笔者通过政治哲学的批判性评析表明，这一诊断思路及其处方虽具备一定有效性，但它无力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全球生态困境问题。因为全球生态问题正与人类政治结构中对“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刻认同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发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政治学中的独特价值和卓越意义。     

社会治理共同体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模式探析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内涵丰富且意义特殊.新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基础上,紧密结合社会治理场域建立起的"多元主体"一体化治理机制和多元主体"嵌入式"共治方式,包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和价值理念,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新疆的实践模式,体现出把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到社会治理中、具体化为相对稳定的治理模式和治理实践.建设"人人...     

区块链：从密码朋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代表的区块链技术,是密码朋克的一种当代表现。20世纪60年代,控制论思想和美国兴起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这种技术乐观主义以技术为载体,以控制论为指导,以地方自治主义为依归,以全球为视野。这种理念在今天凝结为区块链这一技术形式,并借助这一技术形式开始对人类社会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全球治理作为最为广泛的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当前正面临着危机。危机的表面形式是行政失效,背后的实质则是政治冲突。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正经历从行政向政治转型的挑战,从而承受着来自行政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区块链技术正在被运用到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在通过技术提高全球治理行政效率的同时,其内涵的理念也将为解决全球治理的政治危机产生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期推动全球治理平稳发展的中国方案,区块链是中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参与并运用该技术以完善、推动和重塑全球治理,既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汽车社会交通问题及共同体合作治理思路

中国汽车社会进程中交通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如交通拥堵、交通污染、能源紧缺、交通事故频发等,必须积极寻找有效的交通治理思路。通过对交通共同体文化形成的理论分析发现,汽车社会创造了新的交通共同体,共同善是其基本目标。通过对英美交通治理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其成功之处在于共同体治理模式:政府主动谋求与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合作,交通民间组织非常发达。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交通治理的基本思路应为:以政府为主导,将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到交通决策与管理之中,培育交通民间组织与公共精神,从而形成共同体治理结构。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征地冲突：治理碎片化与整体性救治——以N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征地冲突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来看,征地冲突的产生暴露了我国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即治理主体碎片化、组织功能碎片化、责任机制碎片化与信息数据碎片化。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征地冲突治理必须注重“协调”与“整合”的逻辑,并通过治理主体、制度、组织、责任与技术五条路径构建整体性治理策略。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公众及其责任探析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对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要求。公众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在治理中承担着参与的责任。公众的责任是外在责任和内在责任的统一。“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有何责”阐明了公众的外在责任,即作为建言献策者、协商者、监督者承担着利益表达、参与协商、监督反馈的积极责任;“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如何尽责”指明了公众的内在责任,即有责并不一定尽责,尽责需要保持理性,依靠自身能动性以及道德自律。     

嵌入与交换：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