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理论视域下《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人机共同体想象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从人类主体间性视角去阐述各种共同体出现的现代性危机,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新型共同体——人机共同体逐渐开始形成。从承认理论中的爱和团结这两个承认形式去考察《卡拉拉与太阳》中克拉拉与乔西一家的人机共同体模式,发现克拉拉这个机器人虽并没有如同人类一样的自我承认和同感共情的心理基础,但是她却有着和乔西母亲一样的行动目标——帮助乔西摆脱孤独以及康复。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乔西母亲、乔西和克拉拉在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中承担了不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在互相协作乔西康复的过程中慢慢彼此承认。     

德勒兹哲学之解辖域化

德勒兹是法国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之一。“解辖域化”是其成熟的政治哲学之核心,也是精神分裂分析的理论支柱,解辖域化就是生产变化的运动。介绍了“解辖域化”概念的由来,探索了解辖域化与无器官身体、脸面性、生成以及一致性位面的关系；从积极、消极、绝对、相对、物质和精神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类；从八个方面介绍了解辖域化运动定律；从理论、社会和文学批评方面阐述了解辖域化的意义。     

警示·反思·吁求——后人类语境下《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危机叙事

石黑一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中的危机叙事并非对“科技乌托邦”的陈腐针砭。科技作为一股客观力量,它既使乔西命悬一线,又助其转危为安,寻得健康。在危机与转机的流转间,作家试图跨越危机本体,冷静审视处于“人类—后人类”转型进程中潜在的身体具身化、情感替身化、价值异化等风险模式。在及时预警之余,他亦积极寻求、传达济困解危之道。“克拉拉与太阳”之喻展现出在物转向思潮下人类应积极推动科技与自然共生融合、护佑生命、重塑价值的文化诉求。     

走向“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自动驾驶汽车的主体悬置与责任锚定

自动驾驶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技术连续体，在具体应用场景中呈现出从人类主导过渡到人机协同再到机器主导等不同人机关系样态，其自主性与人类控制权之争引发了各种伦理、法律和社会等问题。人机互动关系演变背后折射的是人类控制形式的不断进化，从本质上看，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鸿沟问题与不同技术嵌入层级下的人类控制密切相关。源于应对人工智能伦理困境的“有意义的人类控制”,可作为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责任鸿沟问题的一种全新技术治理理念。借助“追踪-回溯”双向路径设计，实现对多元责任主体的锚定。在“有意义的人类控制”框架下，将自动驾驶置于技术层级与人类控制的关系界面之上，坚持以科学的数据系统为支撑，以责任锚定为导向，以人类控制为中心，通过伦理与法律的整合进路，并结合完善的保险制度，破解自动驾驶主体悬置的困境。未来，应加强自动驾驶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尤其需要借助科技与人文的常态化对话机制，强化各利益相关方的伦理自觉和法律认知，摈弃简单的技术设计视角，实现“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转向，从而进一步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后人类语境下科幻电影叙事中的身体想象与异质美学

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想象自我和展示自我的空间。在虚拟现实世界里人类各种想象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得以实现，从而预见未来，也标志着后人类时代的到来。在科幻电影中人类肉身自然生命的身体被后人类技术的身体、媒介的身体、数据化的身体所取代，成为碳基、硅基、虚拟的信息程序等多种样态并存的赛博格的身体,此时的种族、性别、身份都产生了异化。“后身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虚拟的社会景观中人类的身体也成为后人类的一部分。在科幻电影中后人类的身体叙事被描述为异质化的身体，表现出碎片化、反线性、跨媒介、交互性、景观化、沉浸式的叙事特征。科幻电影中的身体想象与叙事表达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观念，打破了人类主体性的传统哲学命题，进而形成一种异质美学。异质美学依存于物质技术发展，但其审美对象并不是完全客观化的物象，它是虚无的、异质的；而异质美学又注重人类参与其中的过程性体验，它是人类存在的生态遭遇过程。由此可见，异质美学既是对虚无主义的超越，亦是对生态主义的延续。     

算法时代传播主体性的虚置与复归

无论是从技术、社会还是观念层面分析,现代智能算法都正在以其主导性作用为时代命名;这既是社会媒介化的技术表征,亦显现了算法对人类社会生活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算法日趋智能并具有强大嵌入性,使人类需要面对和思考一种不得不身处其中的新型关系即人机关系,并在人机关系中体会到自身主体性的虚置境遇.人的主体性受到抑制和支配,在算法传播...     

智能时代身体主体性的颠覆与重构--兼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主体间性

超人类主义者预言的赛博人、电子人正成为现实,基于深度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实现,越来越智能的技术正在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知识和价值体系,智能时代人类的主体性也亟需重新审视与重构。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中介或客体的弱人工智能主体性表现为被奴役的“他者”,本质上是依附于人类意识的“奴隶”。在强人工智能时代,具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则具有主体地位的可能性,人类与强人工智能在“主体—主体”的关系模式中将会走向共存于世界之中的超主体性。由强人工智能和人类分别演化的虚拟人和虚拟智人,其主体关系的特点表现为在场交流,虚实空间延伸,以及共生关系。     

数字时代下身体的两种向度——反身操纵与主动控制

人类迈入数字时代,各类媒介技术为身体提供便捷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对身体由内到外的表征异化改写。对技术发挥其运作效力逻辑的剖析则进一步揭示个体已然无意识陷入资本与技术合谋构建的伦理困境。在双向度的背离中,身体焦虑无以复加,而在当下人机协同发展新常态里,则指出身体的两种向度并非导向二元对立,而是提供另一种可能,即对身体与技术关系的两相平衡意义的探求,能唤起人们对身体主体性的重视,有助于缓解身体失控引发的焦虑。     

游移的“真相”:媒介再现中的“人与人工智能”之辩

智能技术新范式正在全面重塑社会基础设施、重塑着人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由此“人—机”文明也因机器智能这一新变量的引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野，观照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媒介再现及其引发的公共讨论，可以揭示出多元传播主体及其复杂话语策略背后蕴含的“真相”游移：一是新闻真相，二是技术真相，三是政治经济真相，四是哲学真相。游移的“真相”表征了人与技术关系的陌生化以及共识的断裂，出现人工智能技术观念场域的“后真相”症候。通过建构新型媒介社会效益机制和科学传播机制，以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蔽技术价值无涉，增强技术传播中的哲思维度，可以应对“后真相”症候。     

霍桑小说《拉帕西尼的女儿》的逃逸法解读

《拉帕西尼的女儿》是霍桑久负盛名的一篇小说.“逃逸法”是基于德勒兹哲学概念“逃逸线”的文学批评方法,包括块茎、辖域化、脸面性和无器官身体.根据德勒兹哲学视阈下的逃逸法解读可以看出,以当时医药实验领域无序失控的竞争为基础的块茎引发了消极的解辖域化.随之,以经济利益驱动为特征的脸面性机器的作用形成了以顺应疗法和对抗疗法为标志的两个利益集团——两张“脸”.它们之间竞争的加剧使核心脸员成为恶化的无器官身体,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关系社会：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新论

游戏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活动，空间是幼儿成长的重要“场域”，因此，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传统的空间理论视域下，儿童游戏空间仅被理解为物质性空间，儿童在空间中的主体地位被抹煞，空间被理解为狭隘的、静态的、平直的、线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儿童与游戏空间是二元分离和对立的。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儿童游戏空间的非物质性得到扩展，儿童在空间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儿童游戏空间走向综合的、动态的、关系的、交互的和生产性的理解，儿童在游戏空间中走向主体间性的融合。研究认为，儿童游戏空间具有主体性、物质性、社会性、教育性、游戏性和关系性的特点，其中游戏性是其特征属性，关系性是其本质属性。双主体关系、游戏关系、两界关系是儿童游戏空间的本质体现。     

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的伦理风险与虚无困境

以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创造力和技术想象力正在以“数字化身体”为焦点，重塑数字生活世界。一方面，数字化身体以一种数据信息流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传播和应用，塑造了高度流动性的场景。另一方面，在全景展示社会中，数字化身体不断建构符号化、流程化和同质化的主体暴露美学，为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的技术叙事和场景叙事提供了可供性。基于数字化身体景观的涌现，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强大的“数字世界再造”导致生物识别数据隐私泄露和自主性丧失、社会信任危机与群体分化、政治舆论变异和社会民主破坏、后真相与本体性安全丧失等伦理风险。进而，在超真实的数字化世界中，现实世界被虚拟世界遮蔽而引发人的认知、伦理和生存的虚无化，从而走向真相与假相的内爆、真相衰退与认知无能、图像制造的道德悖论以及主体性剩余的虚无困境。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内在的虚无主义力量，关键不在于确定性世界和确定性观念的建立，更重要的是以一种生存论哲学视角去看待人工智能技术，即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人的本质存在，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技术对人的单向度地反噬和异化，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自我建构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     

“后人类”身体的嬗变及其媒介性——基于中国科幻文艺的考察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后人类想象中的人类身体不断在科技的作用下被机械部件延伸和置换,生成为“赛博格”“信息主体”“普遍生命力”三种形式。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人类身份随之发生变化,古典的人文主义仍未彻底退场,全新的“赛博朋克”“人机文明”提供了更丰富的审美可能性。科幻文艺以其独特的“未来考古学”,构成对身体在技术中的嬗变及其后果的深刻反思。由此形成基于后人类想象的新身体美学,它以审美的方式思考着碳硅生命体超越人种、物种局限的可能性,并将促成新生命哲学的发生。     

第三种劳动：智能品牌传播中的人机关系

智能时代劳动工具“类人化”塑造着新的人机分工劳动配置,以人为中心的劳动关系的瓦解促成了人机劳动共同体,人类与智能机器分工与协同的劳动称为第三种劳动。在智能品牌传播业务执行中,人机间并非单方面替代与被替代的竞争关系,而是互惠式增强关系,即人工智能的生产力和效率优势通过人类劳动者与技术间有意识、功能性的协作来实现。在此劳动关系中形成了新的人机劳动形态：提示、审核、修改、提问。互惠式增强关系的形成机制是系统的反身性,它是一种可持续、可反馈的构建动态协调人机关系的能力。品牌传播业务运作流程中存在两种反身能力：日常反身能力与紧急反身能力。基于人机互惠式增强关系,有效释放第三种劳动的生产力及提升品牌传播价值,需要围绕如何建构有效的协同式增强关系展开,即顺应人机共生趋势,“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兼顾,警惕“逆分工”削弱人机系统的反身能力。     

“失控”与“无为”:走向一种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

人工智能的突破式进步印证了凯文·凯利有关未来机器“失控”式自主发展的预言,引发了人们对被机器奴役甚至毁灭的恐惧。文章借助解构主义、凯文·凯利提及的“无为”之治及其他学者所论述的人机合作、共同进化的设想,通过分析机器失控发展对传统二元人机观和主体概念的冲击,旨在指出在真实与虚拟界限消解、“人”的概念不断刷新的后人类时代,传统二元人机观已经过时,且将带来新的人机关系危机。人类需从视机器为客体及他者的思维转向多元动态的后现代主体观,从单一主体的中心式掌控转向共进、权力共享的合伙人式的人机关系,如此才有助于维护和谐的人机互动,而人类对机器失控式发展的恐惧最终也将迎刃而解。      

形态共振:ChatGPT智能“涌现”下人机共同进化探索

随着ChatGPT流行且表现出意想不到的智能“涌现”能力，有必要审慎而充满希冀地重启技术之思。论文首先概述了那些对于技术奇点情景可能实现造成的恐惧心理，选择以人类和人工智能共建和谐未来的积极愿景，而不是技术奇点的情景来思考未来人机关系；随后从美学的视角，探讨了ChatGPT生成艺术对于人类想象力激发的积极意义以及生成式AI拥有“人工人格”的潜力；最后，将艺术思维与科学、哲学思维融合，引入“形态共振”的理论，提出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待一切意识“存在”，以便更有效的实现人机意识共同进化，这种“空间意识”可能激发一种拥有整体意识和智能水平的新“物质主体”。     

传统“人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审思

在哲学史上,对“人机关系”的思考亘古有之。“传统人机关系”是指“手工工具”“近代机器”两个阶段的人机关系,可概括为“机械式”“有机式”“分离式”三种关系。“机械式”人机关系总体上固然具有唯物主义特点,但是却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怪圈。“有机式”的人机关系论述纷繁复杂,其中恩格斯的阐发最具科学性,克服了以往唯心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人机关系论述弊端。“分离式”的人机关系论述以马克思为代表,触及机器“异化”人的本质问题,体现了人与机器的残酷对立与非人性化分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传统人机关系进行把握,有助于破除关于“人机关系”哲学理解上的思想“迷雾”,引导构建智能技术革命背景下和谐的新型“人机关系”。     

汉语主动、被动简单句中的量词辖域释义

文章对汉语简单句结构中处于主语与宾语位置的量化名词词组间的交互关系具有歧义的现象,特别是主动、被动结构中辖域释义的不对称现象作了初步探讨,指出管约框架下的量词提升规则和辖域原则都不能对其做出圆满解释;而以最简方案的特征核查子理论为依据的辖域原则,依然无法解释汉语量词辖域的全部问题。文章建议在应用辖域原则的同时,考虑汉语主动、被动结构中语义因素的限制作用,在逻辑表达式中,把“都”和主题化特征处理为功能语类,把“被”处理为轻动词,则汉语主动、被动简单句中的量词辖域的不一致现象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一个长时段框架

人类历史进程中相继产生了三种对教育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即文字、印刷术与数字技术。文字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其在瓦解宗教神权、克服知识的偶然性以及塑造人类原始思维与精神的同时，也加速了人类的遗忘以及关于存在本身的遮蔽，教育作为灵魂疗治的“技艺”建立在不断远离“原型”的偶然性之上。印刷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换方式，带来信息交换的几何级数增长。作为人类意识投射的先在性工具模板，其永久地确立了此在主体性激活以及时空意识塑形的“延异”关系，成为现代主体降临的发生学工具，推动了知识转型的历史进程，加速了人力资本教育以及知识型社会的到来。数字技术重构了现代性时空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在主体、知识、媒介以及时空等方面为教育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重新理解“数字土著”与人类教师，传统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师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数字技术加速了普遍性、具身性知识的消匿，强化知识碎片化、资本化与娱乐化倾向，教育亟需重建知识信任，关注具身认知。进入“泛媒介”时代，数字伦理缺失成为重要问题，亟须通过加强数字伦理学术研究、课程进校、文化创建等方式予以回应。此外，时空变革也...     

人工智能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机关系”探究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体现为人机异质同化、人机双主体互动、人机和谐共生关系。人工智能不断发展,具有了部分人的属性,在未来人机关系呈现三种可能：人机协调、人机冲突或是人机湮没。在人工智能环境下正确把握人机关系,根本在于坚守“以人为本”,以人的价值和利益为出发点规定人工智能的定位和发展趋势,引导人机发展的方向和可能,实现人机高度融合、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