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传衍至江西的史学考察

江西新城是桐城派传衍过程中的重要区域,陈、鲁两大望族的世代努力极大地拓宽了桐城派的早期堂庑。桐城派传衍至江西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方苞为中心,李绂、蔡世远、雷■、黄永年等遥相呼应,推动桐城文章在江西的生根与传播;二是以朱仕琇为中心,陈道、鲁鸿、涂瑞、涂登等,形成一个稳定的新城学人圈,加速了桐城文章在新城的发展与兴盛;三是以姚鼐为中心,桐城文章在新城遍地开花,朱仕琇弟子尽数皈依姚门,在鲁九皋与陈用光的引领下,激发出"海内言桐城者,必益举新城"的盛况。     

桐城诗学的一记绝唱——论《晚清四十家诗钞》的宗杜取向

吴闿生编撰的《晚清四十家诗钞》前二卷专录桐城诗派后期诸子的诗作,凸显了桐城派北传之后围绕吴汝纶渐次形成的"冀州—莲池"诗人群体组合,而其诗学批评在继承桐城诗派"诗文一体"、"熔铸唐宋"的基础上,突出了宗风杜甫的祈向,尤其注重涵容雄奇诗风,反映出时代风云之气在内心深处的激荡。     

姚鼐及其山水诗文

清代乾嘉时期的姚鼐,被称为桐城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钱钟书先生指出,清代桐城也有诗派。而姚鼐也是桐城诗派中的重要诗人。姚鼐诗和文都较多。在姚鼐的诗歌中,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的是其山水诗;在姚鼐的散文中,写得最有特点、最被传诵的也是其记游山水的文章。应该...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桐城诗派论“神”

桐城诗派在清代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其诗论别出机杼，取精用宏，详赡而简易，典雅而精凿，颇多创获，独具特色，对清诗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对桐城诗派的“神”论，从神的审美意义、神似、感兴、神与味几方面进行考察，加深对桐城诗派的了解，揭示这一诗论对古典诗学的启示意义。     

传义法与笃师说:桐城文派传衍初期的不同倾向

姚鼐古文理论不尽主于义法,其标举桐城文统亦有学术、文章两层意涵,因而姚门弟子对桐城文章的阐扬各有侧重,这也造成桐城文派传衍的复杂情形。吴德旋囿于义法,以归、姚为正体,走上偏狭一路。陈用光申发姚氏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以学助文,持平汉宋,古文理论更加通达。这两种倾向共同作用,使古文正统渐归桐城,同时异趣者亦被排除在外,其与阳湖文派之互动最为著例。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文派的学术色彩逐渐剥落,而文学流派特征愈发显著,此间可见文学流派传衍的不同面向,以及文学史"过程"的丰富意涵。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欲效风雅追贤圣,且就义法赋诗篇——论方苞的诗作和诗论

桐城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方苞之父兄师友许多都是杰出的诗人,方苞在其影响下很早便对诗歌创作产生了兴趣,并且终身没有中断过诗歌的创作。其诗作流传不多,就目前所存诗作看来,可谓义正辞雅但韵味稍逊,因此其诗歌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作为一个文论家,方苞的诗论继承了传统诗论中"诗如其人"、"文以载道"的观点,重视诗人的经史根基和诗歌内容,又与其古文"义法"理论中之"言有物"一脉相承。方苞诗作和诗论成为后来桐城诗派的先声,值得学者研究和重视。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曾国藩是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的领袖

曾国藩是咸、同年间湖南人才的领袖陶用舒（益阳师专学报编辑部）清咸丰、同治年间，湖南人才形成了近代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在道光年间，以陶澎、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湖南人才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进一步扩大。据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咸丰、同治、光绪三...     

试论戴名世对桐城诗派的影响

戴名世作为桐城古文派的一大宗师,其在诗学上的主张却未曾引起后人的过多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少一定数量的诗作及系统的诗论。但在戴名世有限的论及诗歌创作中,其针切时弊的主张深刻地影响了桐城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姚鼐、方东树等人,对后世桐城诗派诗论体系的形成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诗人戴复古与镇江

在我国历代诸多诗派中，南宋时期的江湖诗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派，涉及的诗人众多，仅《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中就收有一百多人的作品。江湖派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首推戴复古，他以在野之身，写江湖之景，诗作繁富，别具一格，在南宋诗坛上“负盛名五十年”。《四库全书提要》称：“豪情壮采，直逼苏轼”，成为后世江湖诗人标榜的旗帜。     

黄培芳的岭南诗学立场

黄培芳是岭南香山黄氏家族传衍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也是岭南诗派在清嘉庆、道光年间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培芳出身于“文化世家”,家学传承深刻影响着他的人生理想、人生选择和诗学宗尚。黄培芳坚守岭南诗派“正始元音”的诗学立场,坚持“诗之源在《诗三百》”的主张和“诗言性情”的诗学理论,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诗歌创作实践,在岭南诗学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武夷理学诗人群体与江西诗派

理学诗派代表了通俗化、理性化的追求,江西诗派呈现出精致化、技巧化的倾向。南渡之际,武夷理学诗人群体前期的核心人物是杨时、陈瓘,后期的核心人物是刘子翚和朱松。而李处权、张嵲等跨越两派,代表了理学诗派与江西诗派的合流。江西诗派的骨干成员吕本中、谢逸、曾几等本身就是理学家,理学诗人更是“宋人主理”的代表。在与江西诗人的互动中,武夷理学诗人摒弃了道学腐气,以自然清秀的诗风创立了理学诗派中的清雅一派。     

“亦江西之派而小异”——陈与义及南宋初年诗歌嬗变管窥

南宋末年,严羽首次提出“简斋体——亦江西之派而小异”之说,认定陈与义为江西诗派成员但又有所变异。宋末元初方回则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从此确立了陈与义的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地位。此论到了近代颇遭非议,如钱钟书先生就反对将陈与义列入江西诗派,中科院的文学史则把陈与义从江西诗派中划出来单独论述,并指出其对苏黄学杜门径不以为然的态度。其实这是没有准确分析严、方二人     

江湖诗派的姚贾余绪

江湖诗派是南宋时期重要的诗歌流派。其诗风或出入于江西法帖,或浸染于姚贾余绪。年辈稍前于江湖诗派的永嘉四灵,是晚唐姚合贾岛的诗歌风格在宋代流衍发展的重要传承者。他们对于姚贾诗风的倡导和效仿,引发了一大批江湖诗人竞相追随。后者效法姚合贾岛的五言律诗创作方式,表现出一种刻苦专注的创作精神、平俗工稳的艺术旨趣以及细微纤巧的风格之美。江湖派中除了姚贾、四灵一脉,还有许多诗人出入姚贾、江西之间。他们的诗歌创作在脱离学问功利、追求纯粹诗艺等方面代表了律诗的一个发展方向。     

略论七月诗派形成、发展、消亡的历程

七月诗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应运而生．它继承并发展了新诗现实主义的传统，一反过去静观欣赏的习惯，停止了牧歌与哀曲，而高唱起抗日的战歌，表明了诗歌发展方向的共同趋势．七月诗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胡风做了许多组织、引导工作．他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始终不渝地坚持办刊物、出版诗集，善于发现、培养文学新人．艾青的诗作对七月诗派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是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最多的诗人．艾青的诗融象征主义于现实主义之中，追求意象美、散文美，反映时代精神、民族意识，具有凝重阔大的诗风．七月诗派的历史，可划为三个时期，一是《七月》时期，七月诗派业已形成，且呈兴旺发达之势；二是《七月》停刊，进入《七月诗丛》第一辑时期，七月诗派在苦斗中巩固，在困难中韧战；三是《希望》创刊，七月诗派步入变异或，诗作以暴露国统区黑暗与人民的苦难为主，诗风也变得沉郁、冷峭。四十年代末期，胡风及其理论受到了某种误解与曲解，七月诗派的创作逐渐冷落，七月诗人所办的刊物也相继停办．七月诗派具有人数多、活动时间长、覆盖的地域宽广、强调诗作与诗论并重等特点．     

论清初中原、江南和岭南诗坛的鼎足格局

清初诗坛诗人众多，流派纷呈，岭南诗坛名家辈出。如果从地域、诗风和政治文化这三个角度对这些大大小小的诗派进行整合，大致可以把清初诗坛划分成中原、江南和岭南三个不同的区域。在岭南诗坛成为主导的雄直诗风最能体现志士遗民抒写性情的诗学要求。清初江南诗坛主要有虞山诗派、娄东诗派和秀水诗派。中原诗坛最有影响的是神韵诗派。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清初诗坛实际上形成了以江左三大家和朱彝尊等为代表的江南诗坛、以王士禛为代表的中原诗坛和以岭南三大家为代表的岭南诗坛三足鼎立的格局。     

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传衍特征

嘉道时期桐城派盛极一时,表现出许多新的传衍特征:一是传衍态势由单线承传到多线辐射;二是传衍范围由固守一隅到遍布南北;三是传衍方式由私人授徒到以书院讲学为主,家学传授、私人讲学、文人雅集、书信往还、游幕等方式为辅;四是传衍内容由只言片语到完备选本。诸种变化的产生,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桐城派发展的必然,无不蕴涵着深层的文化动因,这亦是其兴盛的重要原因。     

贺知章交游考论

贺知章为初盛唐之交一位重要诗人，与当时众多一流诗人多有交往，在当时诗坛亦颇有高誉。胡可先教授《贺知章交游考》一文首考出与其交游者54人，而由于史料繁多，加上近年一些墓志的出土，贺知章的交游尚需再作考索。贺知章交游广泛，与其往来者既有朝臣文士，也不乏方外道友。贺知章与江南士人的唱和活动促成了以“吴中四士”为中坚的吴越诗人群的形成，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从贺知章与方外士人的交游，亦可看出当时佛教、道教传播之盛及其对士人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