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曲辞”看“选诗入乐”对唐诗的影响

从《乐府诗集》中的“近代曲辞”，可以看出“选诗入乐”对唐诗产生的两大影响：其一为了便于演唱，“选诗入乐”对歌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从而使许多唐诗出现不同的版本；其二“选诗入乐”的盛行使符合配乐题材的诗歌受到欢迎，从而对唐诗的创作题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曹植的怨妇诗

本文所论述的“怨妇诗”是指曹植的诗歌创作中以“怨女”、“思妇”、“弃妇”为题材的一类诗。曹植的这类“怨妇诗”的创作,既继承了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又具有其自己的独特性。由于曹植“怨妇诗”的鲜明特点,使他的“怨妇诗”产生了它所特有的审美价值,从而促成了政治抒情诗与“怨妇诗”的合流。然而,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女性主体地位的消解。     

典乐制度与周代演诗体系的建构

即兴徒歌是诗歌最初的艺术形态,随着音乐日益成熟,祭祀典乐实践成为诗歌发展的契机,诗歌提升为典乐综合表意体系中的主角,确立了"歌奏舞"统合的祭祀典乐演诗体系.周人建立了完备的典乐政治制度,诗在周代典乐制度提供的广阔政治空间里实现了演诗体系的建构,成为承载周礼政治内涵的重要媒介,由周代完备的乐官体系典掌的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同时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周代典乐制度规定了<诗>的表现形式与内涵,这是周代典乐政治赋予<诗>的特殊意义.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周礼与《国风》中的爱情诗

《国风》中有大量的爱情诗，它们都与周礼有着某种联系。周代社会，“礼不下庶人”，所以民间自由恋爱较为普遍，出现了很多写恋爱、相思、欢会的诗；周礼强调“婚姻以时”，所以有一些写婚姻“即时”和“失时”的诗；风诗中的爱情悲剧，大都是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阻挠；弃妇诗，则是当时男尊女卑的集中反映。     

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

南社诗人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创作贯穿于“新学诗” 、“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等诗歌近代化阶段，尤以“歌体诗”的探索 成绩突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右任等人的诗体变革和译诗实践，从主题意蕴、艺术趣味、语言韵律、体式章法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 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汉《房中祠乐》的时代作者辨

《房中祠乐》即《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最初著录于《汉书·礼乐志》,关于它创作的时代、作者及其源流,汉志说: 《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由于《汉志》言之凿凿,古今学人多认定该诗作者为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辞其思想价值虽无甚可取,但它是早期的汉乐府歌诗,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应对其产生时代,作出科学的判断。我认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这一传统说法,疑点甚多: 其一、先于《汉书》的《史记》对此不仅未着一字,且有关记载令人对《汉志》的说法产生怀疑。有的《史记》注家,对汉志“高祖唐山夫人”之说明显地持异议。如《史记·乐书》: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论戴震的《毛诗补传》

考证《毛诗补传》,从释诗特点来看,戴氏解《诗》讲求实证,尽可能以史实、风物民情、俗语以及各种名物制度诠释诗语,力求还原诗语之本义;从诗学观点来看,戴氏解《诗》重诗旨。围绕“旨”之传达,戴氏考析诗人之“意”与作品之“辞”的复杂关系,以及诗的“喻象”、“借比”对“诗旨”的表现意义,提出“托”于表象以见“旨”的诗创作形态。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

周初《大武》乐章用诗三首考李山申少峰周初《大武》乐章，乐虽有“六成”，其用诗却并非六首；《大武》之乐，诗只有三首。有关《大武》乐章的记载，见于《左传》、《荀子》及《吕氏春秋》等典籍。《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之语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一首抒情史诗

惠特曼在《我自己的歌》一诗的开头写首：“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尽管这个“我”总是以叙事者的身份在诗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个“你”却始终伴随着“我”,歌唱着《我自己的歌》。在惠特曼之前,从未有哪个美国诗人像他这样如此重视过自己的读者。文章从诗人戏剧性地表现“我”与“你”的关系中,探讨这首诗中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创作特点,从而窥视美国现代长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两元对立角度看郭沫若的“风韵译”

两元论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 用三组两元对立关系，即诗人与译者、语言与意义、翻译与创作，分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探讨其深刻内涵，并借助《英诗译稿》中的译诗，看“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注重原诗人与译者的统一、注重诗歌内在的语势神韵、注重翻译与创造并举等在诗歌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艺术审美观。     

野诗杂谈

中国诗歌浩瀚如海,历史悠久,如《诗经》、《楚辞》、汉乐府、元曲等。当时将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叫做歌,现在一般统称为诗歌,并按有无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语言有无格律,可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按是否押韵,又可分为有韵诗和无韵诗等等。但有些诗歌,其表现形式和主题涵蕴较为灵活,形成了各种奇特的诗体和格式,成为我国古典诗歌长河纵横交错的支流。然而,这些深受民间喜闻乐见、流传至今的诗歌,却被历代一些文人骚客鄙视为“文字游戏”,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野诗”。朱光潜先生说:“文字游戏不应鄙视,因为它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是一般民歌的基本要素,也是文人诗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将此“野诗”归纳如下: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巫瞽文化与六诗之衍生

《周礼》中记载的“六诗”是中国早期乐诗形态,蕴含着丰富的王官文化信息.大师作为瞽睬之长,掌教“六诗”,主要服务于上古王官之学.由于周王朝对百工技艺教育的重视,瞽睬在当时社会分工中被选为文化传播主体,在典乐诗教体系中,瞽睬大体承担着管理、授学、表演等具体职能.这对早期“六诗”的生成传播产生了重要意义.伴随巫瞽文化地位的丧失,周代“六诗”亦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