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早期抒情诗特点管见

冯至和“五四”时期其他诗人一样,是吸吮着时代的养料成长起来的早期新诗人。中国旧诗到“五四”时期已失去了往日的生命力,无法反映当时的时代生活。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谭嗣同、夏曾佑、黄尊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第一个用白话写成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对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     

民初小说叙事模式的新变化

文学史研究多对民初小说持一种否定态度,而事实上民初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如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较以前都有所突破。民初小说是对清末功利小说观和集中于政治题材创作格局的纠偏,为“五四”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兴起作了有力的铺垫。     

论美国法治的形成

美国法治的形成可分为独立与建国时期、工业国家时期和福利国家时期三个阶段,美国法治与美国历史的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独立战争后颁布的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确立了权利神圣和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至上的一般观念,奠定了美国法治的基础;工业国家时期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正当法律程序”这一十分接近“法治”概念的法律条款;福利国家时期美国法律从注重保护财产转向保护人身,其法治也从对个人自由的重视转向对社会平等的重视。美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或多或少影响了美国法治。     

“五四”时期女性身体的美学建构--以1920年代《妇女杂志》为中心

“自然的”女性身体总会受到时代精神的深刻规约。“五四”作为充分造就现代个人的时代,也是中国女性解放的开端。考察这一时期以《妇女杂志》为主的公共舆论可以发现,女性从服饰到头发、乳房,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话语角力的场所,由此建构起了“五四”时期女性身体新的时代美学。同时,“五四”主流话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也为新文学对女性的文学想象与叙述提供着现代性的思想资源。     

论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历程

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像走进了无出路的死胡同,而“五四”新文学的出现更像无所凭借的“大爆炸”。从清末民初到“五四”的文学演变的历程,不是顺承,而是逆接。与其把前者看成新文学的序幕,不如把它视作悠久的古代文学的尾声。清末民初存在各自分流未能连通的思想观念、表达语言和文体文学变革这样三条线索。其时“士大夫之中的明白人”未能将这三条变革线索整合为一体,此事有待于“五四”新一代人完成。文学演变顺承不行,转而逆接,背后存在人的代际更替。     

惊悸的梦魇--以"家"为视角透视"京派"小说和鲁迅小说的文化反思态度

鲁迅是站在“时代”、“社会”的背景上来揭露“家”的本质,并且籍此强烈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这是“五四”的精魂与血脉,丰富和完善了我们的精神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京派”小说家明显背离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与灵魂,抛弃和拒绝“时代”、“社会”,把“家”的外延缩小和简化, “单亲家庭”的模式改写了“家”的本质,从而偷偷地置换“五四”仁人志士的追求与理想。传统文化成了“京派”小说叙事的唯一动力和最高主题,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明显不适宜,其反动性不可低估。     

学派——现代学术发展走向

一个时代之学术是否繁荣,它之根本标志是什么?是林立的学派!学派众多是政治宽松的象征,是政治开放的结果。 在本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社会历史发展到一个转折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出现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热烈景象。当时,哲学有李大钊的唯物史观与胡适的唯心史观之争;     

《女神》的“力”与时代精神

“五四”前后的中国,到处可以看到“动”和“力”的表现,“五四”是除旧布新的时代,破坏旧世界的“动”,创造新世界的“力”,交织成狂飙突进的时代进行曲。郭沫若是当时诗歌领域里除旧布新的一名骁将,《女神》跳动着“五四”新潮的时代脉搏,破坏与创造的精神在诗篇中得到高扬。当时,郭沫若由于受惠特曼飞扬蹈励的诗风的影响,创作了像火山爆喷的《女神》。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风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调子所动荡了。《女神》体现了五四时期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力”的颤动。闻一多热情地赞扬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     

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命题合理性质疑——兼论确立法“权威性工具”地位的可行性

建立“法律信仰”作为很多学者为实现中国法治的愿景已有多年,对“法律信仰”这一命题的驳斥虽非学界主流却也从未间断。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价值。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信仰的唯一性否定了“法律信仰”命题的合理性;“礼治”以及“法即刑”等传统文化的影响致使民众形成的对法律的疏离心理,也令法律信仰的建构缺乏社会基础。为此,惟有通过价值重建和维护法律的合法性,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权威性工具地位来实现中国民众的法律信任和法律尊崇。     

美国法律的演进及现状

美国法律是美国社会的桥梁,法律对美国各方面生活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法律因应时代变化和社会需求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与发展。展望21世纪,符合社会各方需求的多方立法仍是美国法治的走向,因为美国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法律的保护早已是人民根深蒂固的观念。法治不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法治之路上,可以效法美国法律发展史中得出的结论。     

“五四”时期歌词创作的历史反思

“五四”时期的歌词创作在形式的革新、语言的更新方面是对前朝词曲的反拨和对现代新诗的融合,“五四”时期的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社会文化格局,是以前时代所不曾有的。     

中国近代社会人的价值取向与文学的价值走向论略

时代、社会、尤其是知识精英群体人的价值取向影响制约着文学的价值走向,而文学的价值走向反过来亦给予时代、社会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的价值取向的流变由“屈已以就群”而“屈群以利已”而个人本位主义的“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文学的价值走向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流变过程。     

“五四”精神与当代大学生责任意识关系研究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当时的青年人出于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勇于承担起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社会责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应谈将“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五四”精神内化为自身强烈的责任意识,并以责任意识为理念,勇于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被唤醒的美学:“意在表现自己”——朱自清散文美学思想的一个描述

一、一条美学原则的提出“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思想、新旧意识交替与交织的时期。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炮声和“阿芙乐尔”号的呐喊,西方文明浪潮涌向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开始了外国现代派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渗透与同化。所以,“五四”新文学是在一个屈辱的、痛苦的又是充满希望的时代蝉蜕而生的。每一位具有革命意识的作家几乎都带着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面临时代的抉择:必须同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意识实行彻底的决裂。朱自清就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

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语境中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内含着“主义”信仰话语、民众本位话语、阶级斗争话语、政党领导话语等几个重要部分;同时,亦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唯物史观的指导、时代需要的把握、社会实践的体悟等方面表征出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进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线所构建的“革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蔡元培政治思想初探

蔡元培先生(1868——1940年)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四十年前,周恩来同志为他撰写的挽联,概括了他一生活动的主流: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生活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光绪十八年(1892年),蔡元培中进士,二十年,授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并没有追逐封建功名。戊戌时期,他倾向改良主义;清末民初,他投身民主革命;“五四”前后,他“力倡思想自由”;“四·一二”前后,曾一度与反动派合污     

“泰戈尔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研究之一

对泰戈尔的译介、研究及其影响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泰戈尔热”之所以形成,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与日本思潮的变化有关,但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五四前后中国内在需求同泰戈尔文学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主题、东方文化底蕴及其人格力量的契合。由于泰戈尔自身的复杂性与接受者视角的不同,对泰戈尔的认识也有一些岐异,使“泰戈尔热”充满了矛盾的张力,五四落潮后时代氛围的变化导致了“泰戈尔热” 的衰歇。     

五四文学精神与20世纪文学嬗变

“五四”时期是我们几千年古老的民族历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因为它带来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涅般木式的变革与新生;“五四”时期是２０世纪最具精神魅力的一个特殊阶段,因为它为中华民族再造了青春品格与现代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评说“五四”是“旧时代的人所痛心疾首的洪猛时代,新时代的人所讴歌鼓舞的黄金时代”。①“五四”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是多方面的,既包含着政治思想的、伦理道德的,又包涵宗教哲学的、教育文化的。然而,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②,文学革命充…     

构建法律知识核心下的多元知识结构——法律人的应然追求

法律人是依据法律而从业的社会角色,法律人职业的公共属性,承载着外界对此职业的递增性期待;在现今社会生活中,法律人的知识结构存在着相对单一、主辅功能模糊、法律思维模式相对滞后等问题;在法治进程走向纵深与社会心理更趋严格的诉求下,法律人知识结构的构建已经呈示为一个紧迫待解的命题;提出法律人的知识结构,是实现法治精神、通向实质正义之路的基源性起点;从法律人自身角度出发,建立一个可期可行的知识结构模型,是法律职业与法治精神的理想与现实竞合的期盼.     

评“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

“打倒孔家店”,这是七十多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口号。它标志着“五四”一代人在用一种全新的现代眼光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与先秦百家争鸣颇为类似的“礼崩乐坏”的时代,中国数千年来树立起来的民众心目中的“上帝”(孔夫子)遭到空前的猛烈抨击,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人生态度、文化品格遭到前所未有的翻转。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这样一股全面反孔的潮流,在时隔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和评价时,有学者认为“打倒孔家店”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应将“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正名为“打倒‘孔家店’”。这种用改变历史事实的方法来求证五四文化先驱者对孔子的态度与现在对孔子所做的科学评价之间的一致性,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动态、西方思潮、文化冲突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局中,五四那代“不安本份”的知识分子,终于打响了本世纪初思想领域中惊天动地的第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