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纺织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21年中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Python与文本挖掘方法构建纺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指标,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纺织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虽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但两者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只有适度的数字化转型才能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发现,在合理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供应链集成度来促进纺织企业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纺织企业和非国有纺织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该结论引导纺织企业“因企制宜”,为纺织企业合理、有序地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进而使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重要优势。采用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和客户集中度的关系及其中的渠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客户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缓解过于集中的客户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外，对于销售费用率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为企业吸引客源，减少客户集中度。同时，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省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最后，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客户集中度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地位。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

利用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分时段层面实证考察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内在联系,并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强度。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东部、全国和西部;国家五年规划环境考核政策实施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但该政策产生的效果具有滞后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路径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路径和环境规制的基础设施建设路径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最重要的传导路径。     

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数字化转型为供应链企业的协同创新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近年来供应链企业在数字化多元探索、协同创新效能提升以及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协同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但是在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供应链企业受制于数字化转型程度不平衡不充分、缺乏信任体系、跨产业跨区域嵌入不足以及供应链缺乏稳定性等障碍,无法充分释放协同优势。应从弥补供应链企业数字鸿沟、完善供应链体系信任机制和共享机制、加快供应链全链条协同管理升级以及强化供应链韧性和弹性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供应链企业协同创新机制,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企业协同创新产生的红利,提升我国供应链体系的竞争优势。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方式:从信息披露到创新驱动

企业数字化对于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双化协同意义深远。选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资产视角和经营业务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生产、污染治理及研发创新的影响,进而明确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机制。研究指出：(1)无论是资产视角还是经营业务视角均显示,企业数字化降低了企业披露绿色生产(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和污染治理方面(环境负债和环境业绩与治理)相关信息的概率及公开程度;(2)企业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从资产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利于研发创新投入的增加,从经营业务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整体上,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其方式是创新驱动而非信息披露。提出应加快企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充分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对OFDI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式,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动态能力理论、“资源”三角形理论,以2015-2021年广东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正向显著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大型企业、高股权集中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的途径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价值链攀升与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升级：印度的经验与启示

在沿价值链攀升过程中,印度软件服务外包逐步实现了产业升级。印度软件服务外包沿价值链攀升的推动力量包括：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金字塔式的人才结构、来自欧美市场的高端服务需求、软件服务外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以国际质量认证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借鉴印度的经验,从加快沿价值链攀升的速度、鼓励企业跨国并购、加强与国际规范和标准对接、多渠道培养和引进人才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措施。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效率的潜在路径在于缓解融资约束、升级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知识溢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提升效应在CEO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明显。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创新质量。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与边界,对于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效能,增强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企业经营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升级以及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扩张经营规模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扩大了对高、低学历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表明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层面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注重对内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否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了2006—2019年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底层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数字化转型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引导和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氛围和有利条件。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范式与关键举措

中国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技术范式主要有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但这些范式普遍是愿景性的,认为推动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数字经济持续繁荣。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纽带,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实践和问题为导向,加强数字技术在传统企业中的应用,不断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强调企业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在产业层面,需要加强跨区域、跨行业的数字化共享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关键技术支撑,打造重点转型模式;在企业层面,需要探索"数字化—生态化—协同化"演化路径,以及确立从点到面、逐步推进的转型路线图;进而从构建有高度的数字化战略,选择具体的业务切入口,探索建设数字化平台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研究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结构优化和资源利用这三种途径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规模大、非高技术和ESG责任高的制造业企业内实施数字化可获得更大的促进效应。深入揭示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0—2019年中国实体上市零售企业的年报信息,采用文本挖掘法测算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改善管理效率对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化转型的分维度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经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数字化渠道的作用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当中;规模过大会抑制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东中部地区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因此,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力度,发挥国有企业示范作用,以及克服“大企业病”,均是促进零售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关键。     

增值税转型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推导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和产业利润的影响;对装备制造业各产业利润总额与研发投入的相关性进行经验检验,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由此,利用统计数据,模拟设定条件下我国增值税转型使装备制造业各产业研发投入增加的比例。     

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驱动因素及绩效影响研究——管理者数字化认知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逐渐成为旅游企业转型的重点战略。从旅游企业视角出发,基于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阐述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驱动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及其驱动因素中的干预调节作用。本研究对国内旅行社、景区、酒店、在线旅游企业等720家旅游企业发放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部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模仿压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动态能力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对企业的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者数字化认知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外部制度压力、内部资源与能力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旅游企业应把握数字化转型节奏,重视数字技术与业务的匹配,提升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认知,加快数字化人才的培育,以提升企业绩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价值链攀升机理及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By using panel data method to analyze the key influence factors that affect climbing-up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Potter’s theory, this paper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FDI, international trade,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ther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China. The economic variables which correspond to each influence factor exhibit extremely uneven regional distribution.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e related industrial polic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