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与潜力预测

选取2006—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互联互通视角,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测算并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及主要影响因素,预测出口潜力及拓展空间。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的经济规模、伙伴国的人口规模以及使用共同语言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两国的地理距离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效能、自贸协定、班轮运输连通性、铁路货物运输量、贸易自由度、进口清关时间、货币与金融自由度均对贸易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文化差异和政体水平差异均对贸易效率具有阻碍作用。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潜力较大,未来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文化距离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基于2009—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36个国家出版物出口数据，借助Hofstede发布的文化维度测算国家间的文化距离，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出口贸易效率，分析文化距离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距离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效率有明显阻碍，贸易国经济规模、政府效率、贸易自由度等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效率有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加剧了文化距离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效率的阻碍作用；与东盟国家相比，文化距离对出口欧洲国家贸易的阻碍更为明显；出口效率和潜力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东盟国家贸易效率处于最高水平，而独联体国家平均贸易效率较低。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影响研究

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交通-经贸”的影响,推动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选取亚欧通道沿线24个经济体的2010—2019年相关经济数据,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将研究样本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组回归,探讨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不同样本组的影响; 通过测算沿线国家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各国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并概括其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分组回归结果有所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系数显著大于发达国家; 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显性竞争优势指数整体较高,运输业直接投资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影响各国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与亚欧通道沿线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协同发展趋势,大多数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运输服务贸易均呈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研究表明,需要发挥物流枢纽的规模经济效应,构建“海-陆”联动机制,创新“交通-经贸”发展模式,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契机,以内陆港和自贸区建设为依托,推进内陆地区“物流、经贸、产业”深度融合,是培育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有效路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大动力。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显著为正,但对进口的促进效应大于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区分投资目标国后发现,中国在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将贸易进出口产品区分为初级制成品、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发现中国在非新兴经济体投资的贸易效应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进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在新兴经济体则更多地表现为技术制成品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而对资源类制成品和技术制成品的进口存在替代效应。因而,应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实施“因国施策”的贸易策略,实现与不同类型国家的产业优势互补。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自贸协定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与建设中来,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消除或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国家社会居民福利。为了定量化测算自由贸易协定给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的贸易和福利影响,采用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Eaton Kortum国际贸易模型和部门间投入产出表的Caliendo Parro模型,构建了包括43国家40个部门的国际贸易模型,利用模型中的福利计算公式,计算了中国在2005～2011年期间签订的自贸协定的福利和进出口效应,模拟计算了关税为零后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的福利变化和进出口贸易效应。测算表明:关税为零后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盟国家的福利,“一带一路”沿线29国平均增加0.86%、欧盟17国增加达0.72%;促进了中国进出口的增长,如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幅度达128.00%、中国从斯洛伐克的进口增长达140.20%。测算还表明,对于已经和中国签订并执行自贸协定的国家,关税进一步降为零后它们的福利增加和进出口影响不大,如秘鲁福利增加0.06%、智利福利增加0.03%;进出口方面,中国从新西兰的进口将增加24.00%,中国对秘鲁的出口将增加53.8%。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自由化,与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探索对现代新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制定和监管措施。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取得一系列有益成果。本文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分析,首先针对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和彼此间的互补情况进行分析,其次采用1996-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出口贸易数据为采样数据,并利用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基于双重差分法,针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考察。研究表明:贸易增长机制主要通过对出口数量增长、异质性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同时中国对非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对"一路"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一带"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实证拓展,验证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增长。     

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的加强,除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等因素外,文化距离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变量。孔子学院和华人网络构成的社会网络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两国的文化距离,减轻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构建以文化距离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网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探讨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政策调整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纺织品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

国际分工调整引起“一带一路”纺织品贸易结构的深刻变化。采用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沿线国家纺织品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样本区间内“一带一路”区域纺织品出口贸易整体呈现上涨趋势，贸易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较短，聚集系数较高，存在“富国俱乐部”现象；中国是“一带一路”区域纺织品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除中国之外，点出度和出强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来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点入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来自东欧和西亚地区，入强度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来自东欧、东南亚地区和西亚地区。TERG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纺织品贸易网络存在互惠效应、等级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抑制区域纺织品贸易关系，较大的人口密度有利于增进区域纺织品贸易关系，接壤网络、语言网络、宗教网络对区域纺织品贸易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网络则有负向抑制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版业 “走出去”问题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中,出版业走出去成为我国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有力抓手。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整体,划分六大区域,以重点国家的出版贸易为着力点,分析了近五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物贸易的现状与问题,并剖析了出版“走出去”借助国际文化交流和出版合作与国际展会平台扩大版权贸易和释放出版贸易潜力。最后,从顶层设计、数字出版和人才培养角度提出建设思路。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十年进展、问题分析与推进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蓬勃十年,它不仅是中国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总抓手,而且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合作平台。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之一,贸易便利化对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至关重要。在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本文从商签自贸协定、加强海关合作、交通互联互通、发展贸易新业态四个方面,系统总结十年来“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历程与进展,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路径。     

“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WTO-OECD平衡服务贸易数据库2013—2019年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2013年到2019年，随着“一带一路”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联系明显增强，在旅游业、运输业以及其他商业服务行业中贸易联系更紧密；中国、新加坡、意大利和俄罗斯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新加坡等国属于主受益板块，意大利、卢森堡和俄罗斯等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货物贸易和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和地理距离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