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强国铁路先行促进中西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研究

针对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统计了2010～2019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的密度,使用区位熵判别方法,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空间演变进行分析,对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区域间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问题,中西部地区各省区市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区际间经济的辐射、带动效益有待提升; 中西部地区应构建以铁路为支撑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利用“高铁+”新业态发展高铁经济,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强化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体系补短板,推动中部地区大通道大枢纽建设,主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优化中欧、中亚班列组织运营模式和枢纽节点,打通微循环建立通达全球的寄递服务体系,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数字经济、结构红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2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探究结构红利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会通过释放产业结构红利和人力资本结构红利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显著影响;在城市特质差异上,数字经济发展在非资源型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城市、一二三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表现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经济繁荣,释放经济结构红利,进而促进社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提高城市创新水平的路径探究——基于“TOE”框架下的组态分析

数字经济是驱动创新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为了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提高创新水平的差异化机理,以“TOE”分析框架为基础,采用fsQCA方法对2019年中国100多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数字经济技术、组织和环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协调机制,尝试解释数字经济作用于城市创新的复杂路径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从必要性分析来看,数字经济任何单一要素都无法构成区域高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2）组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路径分别为技术—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环境型三种,数字经济各要素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最终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区域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数字经济作用途径具有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主要为均衡型,而中西部地区主要为组织—环境型。     

江西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机理与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考察数字经济对碳减排的影响,对推动江西省经济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11—2021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直接效应模型、间接效应模型和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内在机理,深入分析了南昌市、赣州市、景德镇市、吉安市和抚州市5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商业魅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碳减排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碳减排;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更显著;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了碳减排。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和城乡要素配置——基于我国25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9年257个城市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要素配置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数字鸿沟可能存在。第二，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扩大效果明显，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具有缩小配置差异的功能。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要素配置差异分别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财政支出占比上存在门槛效应。根据研究发现提出重视缩小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农村建设，实现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共同发展的建议。     

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283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2 145个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分析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和非国有性质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企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城市研发型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研究———基于专利存续期的视角

近年来,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人力资本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水平可以由多种指标衡量,并从中凸显了其配置效率问题。本文从创新质量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人力资本对于区域创新质量的影响,从而考察该地区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文章通过选取专利存续期作为创新质量的评价指标,探讨了我国东、中西部典型城市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差异。通过使用专利生存曲线及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东部城市间的创新质量差距较大,中西部城市之间的创新质量差距较小,东部城市的创新质量平均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城市;东部城市人力资本投入带来的创新质量的提升要高于中西部城市,中西部城市每增加单位科技经费投入所带来的创新质量的提升要高于东部城市,而这很可能是由东、中西部城市产学研水平差异所决定的。     

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而与此同时,在东部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现象,这表明我国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区域间发生动态转化.本文从劳动力流动和产业区际转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在新一轮产业转移和我国区域格局发生变化的趋势下,解决“民工荒”问题就要协调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是东部地区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二是中西部地区应发挥资源优势,改善投资环境;三是合理引导产业区际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间公共支出、经济效率和改进思路——基于DEA方法对我国区域间公共支出政策的实证研究

研究公共支出与区域经济效率的关系对于公共支出政策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运用包络法分析国各区域之间公共支出相对于GDP的效率的纵向和横向差异，得知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资源配置方面日趋合理，而中西部地区还存在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实。因此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上讲，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促进中西部的快速发展，而对中西部自身来说，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可行选择。     

区位优势、集聚经济和中国地区间FDI竞争

FDI在中国东部多、中西部少,这可能导致东部在集聚经济上的优势,而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差异也造成了东部和中西部的区位差异,这两方面差异可能会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的竞争策略。在马尔可夫完美均衡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模型来分析集聚经济、区位优势对地区间FDI税收竞争均衡的影响,后续的空间面板实证分析则表明:地区之间的FDI税收竞争是存在的,税收仍然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时间渐趋减弱;相对来说,中西部省份更依赖于税收竞争,而且吸引的也是对税率更加敏感的相对低端的FDI ;拥有区位优势和集聚经济优势的东部省份则可以对FDI课征更高的税率以获取集聚租金;另外,集聚经济的存在弱化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东部和中西部省份对FDI课征的平均税率随着时间均趋于升高。     

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地理位置等因素后,“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省级层面显著成立;到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与地区经济增长呈“∽”型关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海岸线长度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到达港口城市的距离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数字经济指数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应,并从要素错配角度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这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上。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资本错配和土地错配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通过缓解劳动力错配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尚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且正向的空间外溢性,并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     

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联合及其实现形式

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性梯度,是我国区际经济联合的有效载体。东西部经济联合的实现形式有五种基本模式：（１）东部资金＋东部技术＋中西部基础设施;（２）东部大公司＋中西部大农业＋中西部大市场;（３）东部的优势企业＋中西部相关产业＋中西部的优势资源;（４）东部的资金＋中西部的“三线”企业;（５）东部的观念＋中西部的政策     

从产业趋同到产业集群：对长三角制造业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

“产业趋同-产业协同-产业集群”是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分析长三角地区相似的禀赋结构所形成的产业趋同现状，制造业内部结构相似但也存在具有专业化比较优势的细分产业，产业趋同现状下的产业协同是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基础；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基于动态要素禀赋优势在长三角地区进行跨地区产业协同的“新型综合雁阵”；利用27个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集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高级化与同构化存在“倒U形”结构；在要素禀赋约束下，过度的制造业高级化会抑制经济增长，而同构化以及带来的产业协同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增长；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同构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该效应受制于信息化水平。     

西部渴望平衡

如果将东部和西部比做中国的两翼的话,以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中国这只雄鸡的两翼极不平衡,东部发达,西部贫困,而且这种差异还在不断扩大。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在部分代表大谈“特区还要特”的同时,“增加对中西部的投入,缩小东西部差别”的呼声则更为强烈,中国,渴望平衡!西部,渴望发展! 中国,一半是东部一半是西部 中国的东部,集中了5亿人口,有几十个大中型城市,2万多的海岸线,改革开放十     

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及发展中西部经济的基本思路

我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呈扩大趋势，其原因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坚持长期效率优先的原则；坚持区域发展的积极平衡现；深化改革，采取切实有效的配套措施。     

基于DEA的中国技术效率地区差异估算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中国251个城市2001、2010年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综合技术效率处于前列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处在后列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西部,与2001年相比,2010年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城市中,东部地区有所减少,中西部地区则有所增加.因此应进一步深化“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以保持中国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在数字中国建设下,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旅游产业“数字化”与“低碳化”协同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指数、自下而上法、空间自相关、空间错位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剖析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中国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均呈现出“东部高,西北和西南部低”的空间布局,地区非均衡性显著;在空间集聚上,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出以长三角地区为主的HH集聚以及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LL集聚特征;在空间错位上,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碳排放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正向空间错位现象,广东省空间错位指数均值绝对值最高,呈现负向高错位特点;湖北省均值绝对值最低,空间错位演变较为复杂;在空间溢出效应上,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区旅游业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对邻近地区旅游业碳排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与区域异质性创新——理论解读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创新的内在本质,对创新行为、创新过程以及商业模式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数字经济影响创新的作用机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与创新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对区域异质性创新的影响等角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研发支出进而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并且数字产业化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大于产业数字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和沿海地区创新的正向效应显著大于中西部和内陆地区,而西部地区将发明专利转化为新产品应用到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效率显著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