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照时代命题的行政法学

2021年,行政法学界围绕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法典化、应急法治、行政复议、行政处罚、数字法治政府、个人信息保护、部门行政法等领域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既促进了理论创新,也为法治政府建设贡献了学术智慧。行政法学研究呈现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控权理念和保障权益、坚持立足国情与域外借鉴相结合、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等四方面的特征。未来行政法学界应当持续推动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设,加强和优化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法典化、行政组织法和涉外行政法、数字法治政府等相关行政法问题研究。     

2017年行政法学研究述评： 行政法学理论新发展

2017年,行政法学界围绕传统行政法基础理论、政府信息公开、互联网监管、分享经济等内容产生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极大促进了理论创新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贡献了学术智慧。总体来看,2017年行政法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选题紧密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重大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研究内容凸显行政法的控权和人权保障功能。第三,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趋势。     

行政权力运行与行政法律规范

行政权力运行具有多种模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必须对其加以规范。行政法律规范对于保证行政权力正向运行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中，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诉讼法各自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不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只有加强和完善行政法律规范，发挥其整体功能，才能使行政权力规范化，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和僭越     

论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互动关系

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但从各自的产生背景、研究目的和内容、学科特点以有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等许多方面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以及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又决定了它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化进程中承担着一致的任务。这两个学科之间不仅是简单的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而且更是一种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十年来中国行政法治发展之思考

30年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行政法治在中国政府法治建设与行政法学教育研究互动作用下取得了重大发展。整个过程大体分为恢复重建、较快发展、快速发展、全面推进四个阶段,同时也昭示了中国行政法治未来的发展前景和重大任务。     

宪法下的行政职权：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

行政法学的研究离不开其逻辑起点的分析,而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分析,需要其逻辑原点作为哲理基础,但哲理基础的研究又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探讨基础之上。人的自由意志本质是行政法的人性基础,自由意志的自在自为活动构成法律上的权利,这种法律上的权利首先表现为人格权,再由人格权的延续与扩展形成身份权和财产权。行政权力是公民人格权以契约的形式聚合而形成,公民权利和宪法下的行政职权分别构成行政法的逻辑原点和逻辑起点。     

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治化思考

在当今的行政管理实践中,非强制行政行为不断地被发展和重视,其可以弥补行政主体理性不足产生的管理缺憾;可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还权于市场;还可以有助于改变政府形象,降低执法成本。非强制行政行为并非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主观臆造产物,其有着丰厚的理论与实践支撑,具体包括行政法精神支撑、时代特征支撑和《行政强制法》草案支撑。     

规范行政权力的基本法--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立法热点,规定了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自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程序权利义务.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构建公正、公开、高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中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关于行政程序的规定散见在单行法中.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欠缺,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程序的现代化,应当早日启动立法程序.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中西网络政府及其行政权力运行之比较

建立网络政府、倡导网络政治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股潮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先行一步。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建立网络政府，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必由之路，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比较中西在网络政府建设中的不同举措，总结各自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网络政府的建设以及达成“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目标或许有所启迪。     

行政救济制度中“大信访”的形成及其完善

近年来,全国信访人数、规模、数量有增无减,甚至在有些地方上引发了连锁反应.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行政救济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与信访相比所收案数量不及其七分之一,可以说信访作为一种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渠道,其使用频率、关注度已远远超过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一个“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的行政救济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公共行政视野下行政法学研究范围的调整

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社会公行政日益兴起,非政府组织逐渐取代政府行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职能,非强制性行政管理方式蓬勃发展,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研究范围已难以回应当代行政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及时予以调整。行政法学不仅要研究国家行政,更要研究社会公行政;行政法学不仅要研究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等传统行政主体,更要研究非政府组织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行政法学不仅要研究强制性行政行为,更要研究非强制性行为。     

法学院承办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

8月23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2014年年会在郑州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主办,我校法学院承办。会议主题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行政法"。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河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刘满仓,中国法学会副     

当代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之后,“行政法治”或“依法行政”无疑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它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然而,行政法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体现这一发展历程的是我国相继颁布和施行的六部基本的行政法律,即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和公务员法。展望未来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应当树立“公共服务”的观念并确立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在制度建设上,应当进一步修改和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律;在司法实践上,应当积极探索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论我国行政和解制度之建立

行政和解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被广泛采用,但受制于"行政权不得处分"的传统理论,和解在行政法理论和法律制度上缺乏整体认可和系统建构。随着契约行政、公众参与和合作协商在行政法中兴起,基于自由裁量基础上的行政和解不仅筑牢了理论根基,也在我国法治探索中积累了实践经验,建立和解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可借鉴欧美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先行经验,加快行政和解相关立法,合理界定和解适用范围,完善具体程序设计,强化和解监督,以实现制度、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和谐。     

全面规范自由裁量权 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去年10月份开始，启东市全面启动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在此过程中，该市从事实及性质认定、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限时办结等四个方面，全面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用法治手段解决执法不公、“同案不同果”、“同案异罚”等问题，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在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的作用，     

行政权力在高校学术管理中的运行及规范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存在于高校学术管理中的两种基本权力形式。如何协调两种权力的运行、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文章认为，基于我国历史文化背景和目前的现实．诸多问题的突破点在于保证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上。故拟通过分析行政权力在学术管理中的地位、作用，针对目前权力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行政权力规范运行的对策。     

论法治国家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行政权力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行政权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必须有司法审查其是否超越授予的权力的范围；必须置于公民权利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否则就会出现行政权力的运作偏离社会的公益目的，甚至会产生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     

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初探

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更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当前,传统一元利益背景下以命令服从为核心的权力运行机制正面临巨大挑战.权力运行过程中应当考虑价值取向,即法治、平等、理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从行政权力的内部设置、外部监督以及权力主体自身的角度来建立高效合理的运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