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中湖南“扩红”述论

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汝城扩红150多人,在宜章至少扩红900多人,在临武、蓝山、道县、嘉禾、江华、永明扩红约900人,在湖南扩红总计约2000人,取得较好的成效。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取得较好成效,原因主要在于: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好;党和红军日益重视扩红工作,较好地组织、推动了扩红工作的开展;红军广大指战员更加重视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积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模范遵守纪律,注意给予群众利益,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认可度;地方党组织大力协助红军开展扩红工作。中央红军长征中在湖南扩红,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湖南的影响,增强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为此后在贵州扩红取得丰硕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而为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扩大、保存有生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长征中白石渡“扩红”人数考

1934年11月11日至14日,红一军团长征中在湖南宜章县白石渡积极开展了“扩红”工作并收到显著成效。在白石渡红一师至少补充了三百多名新战士,红十五师补充了五六百名新战士,红一军团直属队“扩红”人数不得而知,红二师未在白石渡“扩红”,红一军团在白石渡“扩红”至少八九百人。除红一军团外,中央红军其他部队未在白石渡“扩红”,中央红军长征中在白石渡“扩红”至少八九百人。     

颜色词“白、黑、红”在汉、藏、英语中的词义分析

汉、藏、英三种语言中颜色词“白、黑、红”的词义各有不同。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心理因素等的区别，造成了词义引申、联想及文化内涵上各有民族特点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强我们的“长征意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华民族一座不朽的丰碑。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语重心长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红二、六军团长征期间民族工作述略

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改称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西南、西北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民族工作,宣传民族团结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歧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加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执行严格的群众纪律,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理解、欢迎和支持,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     

“四铁”部队形象的充分展现——长征中红军形象探究

长征向我们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特有的品质,即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无畏的革命信念、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担当重任的品质。这四种铁一般的品质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当前,回顾和总结长征中的四铁精神,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改革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湖南维新运动中的“湖南自保”和“文明排外”策略

戊戌年间湖南维新运动中提出的"湖南自立自保"和"文明排外"思想,是维新派针对胶州湾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和湖南面临的中外关系新局面提出的政治策略。这些政治策略的实施,是湖南维新运动独步一时的重要原因,也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人士举办一系列新政的思想基础。     

汉俄语中的“红”与“黑”

各民族语言中一般都存在着大量记录颜色的颜色词，这些词除了表达自然界中的色彩外，还往往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红”与“黑”是汉俄语中两个意义比较丰富的颜色词，他们的文化意义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别。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红”与“黑”文化意义的不对应性。     

日本的“红三角”

日本人忧忠意识非常强，关于这一点，大家熟知的可能是日本对地震预防、装备和逃生知识的培训。其实，日本人为减少火灾损害所采用的“红三角”逃生法，也值得我们学习。     

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形象

在“三言”、“二拍”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中经常有一批媒婆的身影在活动着,她们有时主动出面,成为演绎男女婚恋悲欢离合故事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情节线索.特别是在少女与情人见面、私定终身、大胆私奔或是少妇红杏出墙的故事中,这些作为配角出场的媒婆往往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她们的形象塑造有着明显的类型化趋势：贪财图钱,利字当头;能说会道,巧舌如簧;瞒天过海,连蒙带骗.她们的形象虽不够丰满,却在小说叙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性作用.     

论章法与“多、二、一（0）”螺旋结构

宇宙人生之规律，可用“多、二、一（0）”螺旋结构加以概括，它不但可由《周易》与《老子》等哲学典籍中找出它的理论根源，也可从辞章中寻得其具体呈现。而落到辞章章法上来说，则包含三种：一是“（0）一、二、多”的顺向结构，这是从创作面，亦即“写”来说的；二是“多、二、一（0）”的逆向结构，这是从鉴赏面，亦即“读”来说的；三是“多、二、一（0）”的往复结构，这是从创作、鉴赏两面，亦即合“写”与“读”来说的。     

介词“自”、“从”、“打”的语法化

介词"自"、"从"、"打"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时平面的不同需要通过历时层面的考察来探究原因。这三个词的使用反映了汉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三者有其各自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动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因素。     

配角的力量——论“三言”、“二拍”中的媒婆

在＂三言＂、＂二拍＂中,作者为完成＂文以载道＂的文学主旨,塑造了一群媒婆形象来牵引出男女主人公的世俗之爱。她们角色虽小,却产生了作者主观意图之外的效果。她们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成为见证社会转型的一员;她们在＂逐利＂过程中引导闺阁女性大胆追求肉体与精神之爱,促进了女性解放;同时,她们成为文学形象中最先具有反叛思想的人物角色,有着永恒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楚简“虖”、“[虎口]”、“[虍壬]”的用法及其形体传承辩证

在楚简文献中,“虖”、“[虎口]”、“[虍壬]”皆既可用作实词,又可用作虚词。用作实词时,三字各不相同;用作虚词时,三字有同有异。“库”、“吝”在楚简之前的文献中即已出现,后世也有传承;而“妻”仅存现于以楚简为主的战国出土文献中。三字在与楚简同时地出现的传世文献中未见,系后世更改所致。     

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魂"。一切文化载体和传播形态,一切文化产品,一切文化活动,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要求。只有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魂"、"体"、"用"三者统一的辩证法。     

逆市劲销，“红”动一“夏”

2011年8月6日，红星国际火爆开盘!一期4#楼170席的珍藏房源，开盘热销。8月6日上午8点，放眼红星国际营销中心，已有千人齐聚，冒着炎热的夏日艳阳，     

从“红七条”到“红十条”——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长效机制与“新常态”特征

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理论创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时代特征。在"新常态"时代背景下，教育部于2014年9月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强调建立健全高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首次明确提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红七条"。"红七条"作为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有力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在要求：一是师德建设：坚持学术诚信原则，遵守学术道德规范；二是师风建设：坚持正派的生活作风，坚守职业道德底线；三是师道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8年11月，教育部又出台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简称"红十条"）。"红十条"是对"红七条"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从"红七条"到"红十条"，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新常态"特征更加清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长效激励机制的建设；二是长效监督机制的建设；三是长效惩罚机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