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京津冀农村能源发展不平衡,津冀农村煤炭消费比例较高,由此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基于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京津冀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变化,运用LMDI方法对其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效应进行测度。研究表明:京津冀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逐步由传统的单一化、粗放化向多样化、商品化、清洁化的方向发展;生活能源的消费总量下降是正向推动因素和负向抑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和人口规模都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效应起到负向作用,导致能源消费总量减少,能源消费强度是近年来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建议进一步降低生活能源消费强度,因地制宜调整京津冀农村能源政策,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家庭资源消费可持续性研究

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一直是社会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借助生态足迹模型,以家庭资源消费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结构和可持续性,指出家庭资源消费中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将可持续发展研究延伸到微观尺度。最后,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出减少家庭生态足迹的对策,以便家庭个体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基于完全分解模型的能源消费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Laspeyres指数及其模型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更完善、合理的完全分解模型,基于完全分解模型,运用1980~2008年分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能源消费相关统计数据,定量测算并深入分析了能源消费变动及各个影响因素的贡献率、节能量和节能率。研究结果揭示了我国能源消费变动的原因,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对能源的需求趋势和制定相关的能源政策提供参考。     

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和分析了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过程,测算出相关因素对人均生态足迹变动的贡献份额。计算结果表明: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呈持续上升趋势,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 3hm2增至2010年的1.369 9hm2,不同土地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具有不一致性。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总体而言,技术进步一直是人均生态足迹下降的因素,经济增长、工业化是促使人均生态足迹提高的因素,且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促进"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应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以生态消费为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基于STIRPAT模型,确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是人口数量、人均GDP和技术水平.本文采用VAR模型估计了中国1978-2011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动态冲击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口、人均GDP、技术水平之间存在稳定的动态影响关系.人均GDP、技术水平始终对二氧化碳排放起着正向冲击效应.人口因素先对二氧化碳排起着负向冲击效应,而后起着正向冲击效应.短期内自身和人均GDP的贡献率较大,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的贡献率最大.     

1991～2008年中国能源贸易生态足迹的动态测度与分析

文章运用生态足迹法对1991~2008年中国能源贸易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991~1996年,中国能源贸易的生态足迹为盈余,出口贸易携带的生态足迹大于进口;1997年之后,中国能源贸易的生态足迹为赤字,出口贸易携带的生态足迹小于进口;进口能源贸易的生态足迹近年来增长较快,出口能源贸易生态足迹处于波动状态,能源进出口贸易生态足迹弹性系数起伏较大。     

基于STIRPAT模型的辽宁省环境污染影响因素

针对辽宁省环境污染的严峻现状,采用扩展后的STIRPAT模型,检验了辽宁省人口和经济等宏观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辽宁省环境污染显著地受到宏观因素影响,技术水平对环境污染产生负向影响,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量、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影响,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有效降低环境污染。     

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缓解中国能源安全和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全国4省409户农户连续两期的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系统方法,对中国秸秆、薪柴、沼气、太阳能等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目前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仍以秸秆和薪柴等传统能源为主,但其消费量和所占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太阳能和沼气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但2012年在可再生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仅为7.55%。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经济水平、劳动力价格、当地能源市场发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消费影响显著。     

基于STIRPAT模型的湖南省环境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人口、经济(人均GDP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及技术(城市化率和能源强度)等影响因素是污染物(COD和SO2)排放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STIRPAT模型分析认为湖南省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受全省人口、经济、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影响作用最大,能源强度次之,其它因素的直接影响较小。     

2018年山东省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及大气污染物排放研究

改善农村家庭生活能源消费结构是治理大气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以2018年山东省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及使用量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与问卷统计分析得出:2018年山东省农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为550.76 kgce,电力燃气、煤炭、秸秆柴薪分别占总消费量的13.54％、35.28％、46.57％;人均大气...     

基于STIRPAT模型的南京市耕地面积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把握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因素,对建立耕地保护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义。以南京市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逐步回归法,筛选出影响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因子。然后引入STIRPAT模型,分析粮食单产、农业机械总动力、城镇人口、第二产业比重等主要因子对南京市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二产业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是导致南京市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粮食单产的提高对耕地面积的减少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此,研究认为可从适度控制人口发展规模、加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途径来缓解南京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     

技术进步对湖北能源消费回报效应的估算

"回报效应"是能源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但是在湖北尚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以2000~2012年湖北省经济能源消费数据为样本,对技术进步与湖北省能源消费之间是否存在回报效应这一命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湖北省在2000~2012年这段时间确实存在"回报效应",但是各年的能源消费回报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有四个年度属于逆反回报效应,一个年度属于部分回报效应,八个年度属于过度存储回报效应。在对相关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好提高湖北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关建议:加快科技研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深入宣传,提高人们节能意识。     

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互动关系研究——基于ARDL 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论文研究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论文先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两个研究领域逐步引出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研究的理论依据及其研究的必要性。然后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推导出实证研究模型,利用ARDL?ECM模型对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的长期相互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长期来看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即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结果还显示能源消费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更大。从变量之间短期动态关系来看,当期的金融发展会促进当期的能源消费,但是会降低随后1年和2年的能源消费增长;而当期的能源消费只会影响当期的金融发展,并且没有滞后效应。论文为更好地认识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依据。     

马克思生态消费观视域下农村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

从分析马克思生态消费观的内涵出发,阐述了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消费的现状及构建农村生态消费模式的现实价值,指出构建农村生态消费模式应以马克思生态消费观为指导,加强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生态消费意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农民生态消费力;完善消费制度,为农村生态消费提供制度保障;创造生态消费环境,引导合理消费。     

门限效应、能源消费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非线性门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中国1953年到2008年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并与向量误差模型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门限效应;利用非线性模型的拟合结果优于线性模型的拟合结果;当误差项低于门限值时,存在长期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支持反馈假说理论,而当误差项高于门限值时,这种长期双向因果关系消失,二者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支持中性假说理论.因此,本文的重要政策启示是应该动态的看待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西部荒漠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荒漠地区933户农村家庭为例

能源匮乏和生态破坏的矛盾在西部荒漠地区日益严重,传统生物质能源的大量使用导致植被过度利用,给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压力。利用河西走廊荒漠地区11个县38个社区933份有效农户问卷,通过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对农户生活能源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促进传统能源向商品能源转换;(2)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传统能源成本增加,商品能源消费增加;(3)房屋结构的现代化促进能源由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变;(4)生态保护意识、交通通达性和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农户降低薪柴的消费,促进农村能源结构升级。     

农村富裕程度对生活用能足迹的影响分析

能源消费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主要为CO2、CH4或N2O等,通过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中国1990-2008年农村生活用能足迹显示：近20年来中国农村生活用能总足迹增长趋势明显,年均增长7．32％;薪柴、秸秆和煤炭足迹比重持续降低,沼气和电力足迹比重显著上升。利用恩格尔系数作为中国农村富裕程度的衡量指标,考察农村富裕程度对各类生活用能足迹的影响,结果表明：恩格尔系数对薪柴、秸秆足迹的影响作用不甚明显,与煤炭足迹同向变动,与沼气、电力足迹和总足迹反向变动,影响作用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