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实践及启示

我国农村农业的落后、资源环境的破坏、污染的加重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而旅游是许多国家振兴农村、修复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总结国内外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是我国乡村旅游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因此,提出了一个包括农业土地政策、资源食品政策、产业金融政策、人才培养政策、企业经营政策的乡村旅游政策框架,希望能以完善有力的政策体系指导并保障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系列文件要求,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探索法治乡村建设的制度逻辑,有利于推动构建法治乡村建设实现机制,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和公共法律服务向乡村覆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引导和鼓励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随着农村商业体制改革,资本下乡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再到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基于资本、农户、政府的不同逻辑,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能为长期缺乏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能使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营商环境面临整体性再造,带动原子化空心村向特色产业村转变;但也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遭遇土地流转、生产组织、资源环境、经营风险等问题的挑战。乡村振兴要发挥资本积累动力,排除资本的负面影响,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厘清政府 企业 农户关系,构建差别化的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准入和动态监管,构建严格的下乡门槛;通过投资方向、投资模式和投资渠道的科学指引,构建清晰的下乡边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构建可靠的下乡保障,从而激发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更好地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持续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理性认识并正确处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若干关系问题才能促其持续、科学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必须区别普惠型金融和普济型金融,明确自己的性质、功能和地位,按照金融规律要求发展。应利用国家金融支农政策优惠,"形神"合一真心实意支农,在机构设置、市场定位、经营理念的确立,服务对象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贴近农村、深入农民,以小额、分散、灵活为主要特征,坚持"就地"区域性经营为主,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根据自己的性质和功能积极开拓业务,调配资源,提高经营收益,又要注重风险防范,不盲目扩张,不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既要健全内在运行机制,提高金融效率和活力,又要改善和优化外部环境,保障顺利运行并充分发挥功能作用;既要遵循商业经济原则,遵循市场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要遵从政府监管、法律约束和政策引导,加强金融管理,纠正和弥补"市场失灵"缺陷,依法合规、扬长避短、精心经营,力求做实、做深、做大。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农村法治进展与展望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基本成型,涉农法律实施机制日益完善,农村社会守法共荣的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以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权益保护为主要目标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和以权利调整、农业补贴、农业市场准入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农村法律调控机制,成为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产业调整的重要力量。 面向新时代,需充分发挥农村法治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作用,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全方位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法治协同创新的机理及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法治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由于国家法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其在乡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为民间法弥补国家法的不足提供了广阔空间，应当促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为新时期的法治注入新的内涵。“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所肯定的乡村治理路径之一，然而此模式下诸要素之间缺乏明显的位阶关系和凝聚力，其在乡村治理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有必要在“三治结合”基础上进行协同创新，这为“五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的出台奠定了基础。重新梳理自治、法治、德治的关系，以政治作为上位要素进行统合，以智治作为治理体系的支撑，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迫在眉睫。同时在协同治理视域下，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乡村法治人才保障机制为基础，构建乡村法治协同机制，促进乡村法治建设的新发展，为乡村振兴的行稳走远保驾护航。     

小额贷款公司持续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建议——基于武汉市试点十年的调查研究

武汉市小额贷款公司自2008年底试点以来平稳快速发展,规模和实力不断提升,业务经营总体平稳,风险外溢性小,充分发挥了为"三农"、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融资的功能。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制度瓶颈有待突破、扶持政策不健全,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短板突出、传统业务经营模式不可持续,行业竞争加剧、抗风险能力下降等因素制约。小额贷款公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扶持政策、完善监管服务,为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松绑",推动其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自身亟须练好"内功",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探索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等金融科技的商业模式创新,更好地为草根和弱势群体提供差异化的融资服务,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百米"。     

区块链金融衍生品刑法规制研究

区块链技术自产生之日就与金融有着密切联系，其作为一种全新技术组合，正渗透到不同金融场景中。区块链技术发展改变了传统金融运营模式，冲击了金融风险管控和现有法律体系。区块链金融衍生品的高度匿名性与去中心化交易，使监管机构搜集信息受阻，难以确保信息准确性和全面性，导致出现部分业态下监管真空，为犯罪发生提供了土壤。对区块链金融衍生品进行刑法规制能维持国家货币稳定，防范金融风险，预防诱发犯罪，有其必要性。区块链金融衍生品在刑法上定性有货币说、金融工具说和财产说。通过比较德、美、日、俄国家对区块链金融衍生品的法律政策，结合国内区块链金融衍生品交易实践，其主要是作为金融工具在使用，因此把区块链金融衍生品认定为金融工具较为科学。区块链金融衍生品交易涉及金融交易安全、金融管理秩序安全和金融投资人财产安全等刑法法益，只有以刑事政策为引领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以刑事法律为基础坚持防控风险和推动技术发展相结合，以刑事合规为辅助建立刑罚与非刑罚相贯通的体制机制，打造立体规制体系，才能防范区块链金融衍生品交易犯罪，促使其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论我国金融支农机制的建设

由于农业的弱质特征及农村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我国金融支农的力度明显不足,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完善的金融支农机制,有利于疏通储蓄向农村投资的通道,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特点,构建起央行和财政的政策与资金作扶持、银行机构的金融服务为主导、保险与担保等机构充当后盾、资本市场提供补充服务的多元化金融支农机制。     

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普惠路径

通过探究乡村振兴的路径、内涵及意义,并对金融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普惠效应、市场均衡、收益刚性与成本约束等进行经济分析,从金融功能视角,探讨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并提出普惠路径：构建小微型窗口,构建向“三农”倾斜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行普惠性基础金融服务的业务创新、基于农业农村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创新、契合农业农村特征的金融技术创新。     

“区块链+农业众筹”:创新、风险及其法治监管

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兴起推着互联网金融加速革新.农业众筹作为互联网金 融在农业领域的一种实践创新,具有金融补充、产消合一、资源整合的理想功能,但其现实发 展受制于信任、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存在市场信任度不高、融资规模偏小、运行专业化不足等 问题.而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解决信任和安全问题,故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嵌入有利 于化解农业众筹现实困厄、优化农业众筹运行流程.但在推进“区块链＋农业众筹”融合创 新的同时,必须注意防范技术安全隐患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相关法律风险等.因此,对 其加强法治监管势在必行,在法治监管进路上,建议引入“监管沙盒”,平衡创新激励与法律 规制;强化功能性监管,兼顾平台管理和业务监督;采用区块链节点监管,协同规则治理和技 术自治.     

乡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围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建设法治乡村"的总体要求,深入分析当前乡村法治建设困境及产生的原因,提出提升农村各个主体的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建立和完善农村有关法律制度、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等对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已摆脱了绝对贫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数字乡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全要素生成率提升,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政策体系引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深刻把握乡村振兴与数字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在乡村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建共享新格局,是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理财产品本质、边界及法律规制路径

作为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的供给端——互联网理财产品市场法制缺失,乱象丛生。产品名称混乱、性质不清,发售机关资质模糊,平台跑路事件时有发生,更有可能加大金融系统性风险。厘清互联网理财产品本质与边界是对互联网理财产品进行规制的前提。将互联网理财产品纳入法治轨道应分两步走。首先,出台部门法、地方法及规范性文件,对接传统理财产品的监管法制;其次,适时修改相关法律,为“证券”“信托”“集合投资计划”正名,并将同一功能理财产品的规则进行整合,向功能监管转变。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探析

无论在货币支付还是货币融通领域,互联网与金融两者都在迈向深度融合,这预兆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金融主要表现为金融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本质上互联网金融仍属金融范畴。非正规金融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最突出的成果表现为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金融创新模式的新兴。基于国内法律现状,互联网金融不是在交易角度无法可依,而是在监管角度缺乏规制。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风险问题,造成金融安全隐患。对互联网金融应实施监管已逐渐成为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共识。在国内实施互联网金融监管,应确定监管主体地方化的方向,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构建以会员邀请、资金第三方托管、简易信息披露及信息安全保护为核心的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     

乡村振兴：法治保障问题探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的重点。但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复杂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仍然面临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执法能力和水平不高、司法服务还不适应、法治环境建设有待加强等现实问题,这就必须完善涉农领域立法、规范乡村领域执法、健全乡村法律服务体系、增强乡村普法的有效性,多管齐下破困境,充分发挥法治稳预期、利长远、固根本的保障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法治保障方略

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是乡村战略的重要资源和动力源泉;乡村振兴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目标。当前,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中面临过度开发、侵权、知识产权权属不明等方面的纠纷,需要从法治上予以保障。做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法治保障,一是乡土法治文化资源与国家规范成文法互补共融是动力源泉,国家规范成文法需要乡土法治文化资源的补充,优秀的乡土法治文化资源对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有重要作用;二是严格国家规范成文法实施是重要保障,法律实施阶段最需要规范、完善的实施细则,加强法律之间协调性以防止机械司法;三是用法治守护传承人权利是重要内容,明确传承人知识产权权利人主体地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让对传承人权利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四是开发过程中重视传承创新农村文化资源的历史担当是重要前提,制定明确统一的开发规划,加强知识产权建设,优化农村文化资源开发的准入与审批制度,完善农村文化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五是法治教育和宣传工作是重要环节,加强农村法治教育,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力度,引导民众正确处理权利与资源开发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