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西北行记的近现代边疆认知

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北行记,在全民族救亡图存谋求复兴的时代主潮与西北特殊自然社会环境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呈现出全新的时代特征。广大行记作者将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对近现代西北社会复杂社会情状的考察认知上,西北行记真实细致地记录了近现代西北地区民众生存状况之恶劣、社会政治之落后、民族宗教问题之复杂。行记作者根据实际调查所得出来的若干判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边疆民族地区同胞的生存境遇,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切诉求,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林鹏侠和她的《西北行》

《西北行》是民国西北开发热潮时期众多西北行记中惟一一本由女性撰写的著作。作者林鹏侠是一位颇具豪侠之气的知识女性,有感于“一·二八事变”后国难当头的时局,在母命之下毅然踏上考察西北之路。其女性视角细腻而犀利,对西北社会问题的记录和分析独到而深刻,不仅起到了让国人了解西北宣传西北的效果,且为后人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西北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诗性的拯救与诗人的弱小——一个关于现代诗人的悖论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们(包括叔本华、艾略特、荣格等)普遍表达了对技术世界的批判与对现代人精神荒原的不满。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了诗性的拯救,要求诗人肩负起对抗技术意志甚至拯救人类精神的使命。同时,他们又明确反对诗人的主体性,甚至要求诗人放弃自我,完全听从于天命、传统或集体无意识的召唤。这是现代诗人论的一个悖论。这种使命对于诗人虽然光荣却过于艰巨,它既反映了现代诗人处境的尴尬,也暴露了现代人精神的困惑;既促使了现代文学批评的转向,也铸就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精魂。     

家国情怀、女性成长与地域文化——梁凤仪小说《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评析

香港作家梁凤仪的小说《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在家国情怀、女性成长、地域文化三个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审美特征。小说以宏阔的历史为骨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融合起来展开叙事,发掘和展示了当代香港人个体文化精神品格和浓郁的家国情怀。小说中对于女性的书写,展现了作者对当代女性的成长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既肯定了女性独立自强的现代精神,也容纳了部分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岭南地域文化的书写,不仅承担了推动小说叙事发展和勾勒叙事空间位移的功能,也在文化审美上使作品更富有地域特色,体现了作者对地域乡土的眷恋与依赖。     

从焦作路矿学堂到中国矿业大学——西北联大与矿大精神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分立的五大学院立足大西北,坚守使命、培育英才、延续国脉、创造奇迹,孕育了“公诚勤朴”的大学精神,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创办于1909年的中国矿业大学在经历其最初的发轫阶段后,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特别是与由西南联合大学分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有着整整8年的时空交汇。在此期间,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私立焦作工学院对战时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而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富有特色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成部分。在抗战期间高等学校内迁运动中、在西北联合大学及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峥嵘岁月中,私立焦作工学院所经历的文化涵养和精神陶冶,与中国矿业大学的历史不可分割。中国矿业大学所特有的“好学力行,求是创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文化品格,是她从焦作路矿学堂到私立焦作工学院、中经西北联大、西北工学院再到焦作工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直至新世纪的百年曲折坎坷历程中熔铸而成的。中国矿业大学在西北联合大学及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期的那段历史不应该被忽略和遗忘。     

学者化与多元化：清代西域行记之新变

清代西域行记是汉唐以降西域行记创作的又一次繁荣,对于西域自然、人文的记录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清代西域行记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大幅增长,所述行程由过境西域变为以西域为出发地或目的地,其主要创作群体亦由僧侣、使臣转变为西域官员、流人。清代西域行记务实考据之风增强,将“记”与“考”相结合,内容广征博引,体现出学者化倾向;其文体功能亦伴随着作者创作意识变化,体式包容性增强,呈现由“史”到“文”的转变。清代西域行记之学者化与多元化特征,表明西域行记已由扩见广闻、为人立传的史地学之作,转向了科学考察与借记娱情、借行立论相结合的文学之体,于史地学价值外,亦颇具文学价值。     

殊途同归的启蒙姿态——谈鲁迅与沈从文对启蒙的“反叛”

启蒙不仅需要理性的指引，也需要防止过度崇尚理性所导致的蒙昧。鲁迅与沈从文都是肩负启蒙使命的思想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同样的启蒙姿态，表达对启蒙的反思。鲁迅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坚持着启蒙精神，而沈从文游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上下求索，启蒙的困境深化了他们对人性的认识，使他们的对人性的解读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     

精神永续：从延安大学东迁到交通大学西迁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延安大学向东北迁移;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交通大学向西北迁移,这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大学迁移,承担着不同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但却具有同样的精神与情怀,而这种精神与情怀又具有同样的核心与精髓,这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定信念。精神永续,生生不息,“西迁精神”是民族精神与延安精神的时代体现,是知识分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写照,也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确立的高等院校社会需求办学逻辑的必然,对于新时期促进高等院校进一步深化改革,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流徙者的英雄情结和精神原乡——抗战时期西北流徙文学论

抗战时期涌入西北的"流徙作家群",因家国危亡下的作家使命,由分散而聚合,与西北地理、环境产生精神共鸣,并完成文化的认同归属感。多以青年作家为主的西北流徙文学,很容易感染时代的烽火,高扬战斗精神,"英雄情结"随之凝成,但它也是内心软弱的体现,进而使得主体精神丧失。"旅居身份"的西北流徙作家,会不断地寻找心灵归宿的精神原乡,或以记忆中的故乡为依托,或沉溺于个人的安乐,或在异域的西北寻觅"故乡"的温柔,寄怀于永恒的宇宙万物与"诗化"的女性。     

卡尔维诺与王小波小说世界中的童话追求

当代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被并称为“作家们的作家”,而王小波可以说是卡尔维诺的中国传人,他们都以对创作本身的艺术追求为自觉使命。与卡尔维诺在中国文坛的接受史相近,王小波也尚未得到当代文坛的足够关注。他们内心共有的童话精神———以童心的纯净对于世界的指认和期望更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西北联大与西北历史研究

西北联大不仅秉持独特开放的办学理念,而且培育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学科专业,西北历史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西北联大时期的西北历史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效:对西北的历史文物古迹进行了考察、发掘与保护;撰写了大量高水平、开创性的学术论著;在教学活动中自觉加强关于西北历史的相关内容。西北联大对西北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弘扬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为西北历史研究特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转向"的重要标志;客观上为国家未来西部开发建设战略的规划、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中国与东方周边国家哲学的双向交流及其影响

本文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哲学、文化的交流及相互影响作了概略的阐述，作者指出，中国在和东方各国长期交流中积累了大量东方哲学的资料，写出了众多的著述，对了解和研究古代东方哲学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希望东方各国也能重视发掘、整理他们各自保存的中国史料，以发扬东方人...     

刚健卓异的西北风景——新时期“西北散文”创作论

由于处地的偏远性与文化的边缘性，新时期以来中国“西北散文”创作绝不可能承担引领散文创作风气的神圣使命，而是在试探与调整中呈现出“尝试一刺激一调整”的反应模式，并在这种模式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散文创作姿态，进而寻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它主要形成了对于“西北物象”中蕴涵的精神资源强调的突围风景，具体到文本上，新时期“西北散文”呈现出厚重与宏阔的美学特征。     

唐前《南岳记》《衡山记》数种考论与辑补

唐前关于南岳衡山的地记作品有徐灵期《南岳衡山记》、宗测《衡山记》、释灌顶《南岳记》、李明之《衡山记》等数种。唐宋各家类书、文集注等所引又有佚名《南岳记》、佚名《衡山记》数条。此数种地记,对南岳衡山相关知识的记录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诸家地记或散佚严重,或作者存疑,对此数种地记进行重新考证、辑补是有必要的。此数种地记作者多为佛教、道教人士,其所记内容也多与此时的佛、道教生活有关。并且,此数种地记对唐宋以后南岳相关志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中国现代喜剧思想史上的主观论取向

在中国现代喜剧思想史上,主观论是一种侧重从主体角度阐释喜剧问题的理论思潮。这一思潮着重从心理学视角发掘主体隐秘的心灵世界,它对笑与喜剧心理及生理基础的研究是一种完备而科学的喜剧观念体系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人自身尊严的肯定和对于自我价值的反省不仅体现了一种反封建精神,而且也表达出思维主体对于精神自由的重大期许。它在推进中国现代幽默喜剧创作勃兴的同时,也注定了这类喜剧相对纤弱的格局,削弱了它们适应现实的能力。     

辽上京的道士与辽朝的道教

辽朝道教的史实，由于诸书所记极少，考古发掘资料所示也几乎没有，其研究颇难于进行。本文是这一工作的一个尝试。从《陷北记》切入，爬梳有关史料，逐步作出论证，以见当时道士、道观、道院、道教的存在，既有一定的直接“指称”的记载，又有一定的非直接“指称”的记载，足以初步显示出和烘托出当时道教的多侧面的形象，显示出和烘托出唐朝结束后道教及其文化氛围在我国东北、北部、西北诸地区曾经怎样延续。     

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记》

●1985年,作者在《西北史地》第1期上发表《西北学的拓荒者之——徐松》一文,主要依据缪荃荪所写《徐星伯事略》和何绍基的诗文,对徐氏事迹,作了初步的勾勒,而对《西域水道记》一书,所涉尚浅。本篇则针对《西域水道记》一书,做些专门的、较深入地介绍,意在对新疆地区之地理的、民族的、农牧工矿业的情况,就清代的历史局面,做出一些分析。此外,对徐松的另两种著作,也做了一定的评介。     

清代西北边陲地理要籍《秦边纪略》述论

清代地理学家梁份曾三次游历西北,实地考察了西北边城分布和地域风貌,所著《秦边纪略》(初名为《西陲今略》)就是其考察结果的真实反映。《秦边纪略》所记西北边堡、地域人情详实全面,是一部典型的国防地理著作,同时也是研究西北地理乃至中国地理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     

以折带全 化雅为俗——论《金印记》台本的传承

《金印记》的台本既对舞台表演有着指导和规范作用,同时因其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也保留了比较完整的母本剧目。较之墨本《金印记》,其台本具有脚本折子化、声腔地方化、审美世俗化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这种改动迎合了普通观众的审美趣味,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同,因而《金印记》成为舞台上广受青睐的雅俗共赏的保留节目。本文从脚本、声腔、审美三方面,分别具体论述其折子化、地方化、世俗化的演变过程及其所取得的舞台演出效果。     

根:现实的依托——谈多杰仁青小说之根

多杰仁青是藏族青年作家,以普通平凡的人物为艺术形象,写出他们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并溶入作者本身自觉的现代意识追求。本文通过多杰仁青几个短篇小说的人物形象,分析其以人物为机缘,凸现的一种张扬激昂的文化之根,指出其所依托的文化之根,正是藏民族千百来来沉淀的一种精神之根,这也是不断滋润作者思想的养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