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特色论

中国古代地大物博,早以埋下南北文化不同的种子;在南北朝分而治之后,南北文化的地域特色不断趋于凸显。《北史》《隋书》论南北文章、学术的不同宗尚,明代董其昌论画分“南北二宗”,徐渭论曲分“南曲北调”,清代阮元、包世臣、刘熙载、康有为论书分南北派,梁启超总结、纵论“中国地理”决定的南北文化、艺术之“大势”,等等,形成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南北文化特色论,对于当下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无参考价值。     

论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差异的原因

南北朝时期文学 ,存在北方朴质雄厚、南方清丽柔媚的风格差异。但魏晋以前南北文化并无此种差异 ,柔媚清绮之风是由北方士族带至南方的 ,文学走向独立后在当时审美风尚导引下一直沿着追求艺术美、形式美的道路发展 ,并直接受到道、佛思想的影响。而北方文学发展落后 ,又受儒家思想制约和影响。     

论文学上的南北派与南北宗

南北文风不同的观念源于先秦,系统形成于唐初。在古人观念里,南派阴柔优美;北派阳刚壮美,是两六风格类型。南北宗内涵较为宽泛复杂。古人多用“水土”来解释南北文学差异成因,但根本原因是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差异。南北文学各有特点,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合力。但历来存在重北轻南倾向,因北方在政治势力、文化传统上占统治地位,故古人也以北方审美传统为正宗正统;另外也反映古人尊阳卑阴的文化心理。南柔北刚之说,有合理处,但容易产生简单化绝对化之弊。对南北文学差异要用历史发展眼光去考察。     

中国文学的地域风格论

中国文学地域风格的形成包含着以地形地貌、民风民俗等各种差异为主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由此而导致的人文环境的差异。南北在自然条件、民间的娱乐情趣上的迥异,又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南北差异。南方崇虚,多比兴、象征;北方崇实,多直陈。南方富于理想,重视技巧和北方崇尚刚健质朴,两者相辅相成,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并充满活力。然而社会环境和文化交流对南北文学差异又起着一定的消融作用。     

画之南北宗——明末画家董其昌

明末著名画家、书法家、艺术理论家董其昌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巨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对于这一美术创作理论的提出,我们应从大的社会背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重新看待这一重要的美术创作理论,进而尝试还原其本意,给予董其昌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论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黄葆年与太谷学派南北合宗

太谷学派遵循“命由师传”的规范。宗师周太谷死后 ,传弟子李龙川为南宗、张积中为北宗。后张积中在黄崖教案中死难 ,没有指定传人 ,其未遇难弟子星散而以朱玉川为自然领袖。李龙川遗命弟子黄葆年“承嗣北宗”。朱玉川等黄崖孑遗即按“命由师传”的规范予以尊奉 ,1898年到 190 0年间黄葆年完成南北合宗 ,190 2年辞职 ,同年归群草堂创立 ,学派进入“黄门”时代。其间黄崖孑遗中唯虞季升一人曾怀不同意见 ,受到朱玉川的劝说和教诫而终于服膺。而方宝川《蒋文田及其著述》一文论黄葆年出任学派山长系由弟子“共推” ,则属误解文献所致     

从南北宗理论看陈少梅的绘画哲学

在中国绘画的审美观念中,中国画所描写的景物不是普通意义下的景物,它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审美内涵。从中国绘画发展的萌芽时期来看,中国画学与中国哲学的思想就融为一体。16世纪的明代后期,画家董其昌依据禅宗分“南北宗”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绘画分“南北宗”的观点,把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的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而其崇尚南宗贬低北宗的绘画观,更成为“海内翕然从之”的艺术标准。直至20世纪初的近代社会,经过学者们的反思和实践,北宗绘画的真正风格特色才被人们所认可,天津近代画家陈少梅更成为北宗绘画艺术复兴的旗帜性人物,被称之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北宗山水画家之一。     

董其昌与“南北宗”画论分析

董其昌是明代中后期画坛享有盛名的书画家、美术鉴赏家和理论家,他的绘画实践和绘画理论对中国画的发展影响巨大且深远。但其后人们对这一论断褒贬不一。应将其绘画理论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辩证地分析,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画的创作。     

中国文学中心南北移位原因论

中国文学中心的南北移位,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中心与经济中心始终保持一致,与政治中心有合有分,与文化中心有同一性。文学中心的移位也要受战争的直接影响,而特定的地理环境又为文学中心移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论中国与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

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发展变化，在席卷全球的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浪潮之中，出现了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这一显著的特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生效，标志这一趋势正式形成，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对待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这一新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抓住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给我们带来的发展机遇，消除其负面影响，对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我国有着重要意义     

从元四家看南北宗的形成与特征

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是中国5个影响绘画史形态转变的画论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董其昌其人其论受元四家的绘画与理论影响较大,而元四家的排序和构成也与董其昌有密切关联。从元四家画论到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形成,具有紧密的历时性关联,研究其中的交互关系和影响对明晰南北宗论的核心思想及其艺术史中的地位有重要意义。     

《西游记》中的南北丝路历史地域原型研究——兼论中国古代景观附会中的“地域泛化”与文本叙事

明代话本戏剧和小说演义中有关流沙河的故事地域可能受宋元明文献中四川汉源流沙河与三藏的传说的影响,也可能受明代文献中将西北唐代大流沙沙漠、沙河戈壁荒漠演变成流沙河的影响。明代西北和西南的火焰山见于记载,但将其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的首先是在明代戏曲、话本之中,并不是在历史文献之中。火焰山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反而是受《西游记》等明清戏剧话本、小说演义的影响才附会到景观上的。通天河的地名出现较早,曾特指有三条河流,早期并没有与唐僧取经联系起来,更没有晒经石的传说和遗存,在西南地区反而是早在明前期就出现唐僧取经的晒经石的传说和遗迹。历史上很早就有白马驮经的历史与传说,后来在元明以来文学叙事中开始出现白龙马的传说,而在历史叙事与民间景观附会中,明代前期以来白马同时也演变成白马和尚山和白马护经的故事。《西游记》的白马和白龙马故事,可能受此影响。《西游记》女国主要是受汉唐历史语境的葱岭以南的东女国和文学语境的宋代女人国的影响而来。通过唐玄奘取经历史的演绎个案,发现中国古代的景观附会呈现地域泛化和情节神化两个特征,其中地域泛化对中国古代文本叙事、景观附会的影响很大。历史事实的源文化会直接衍生出真实的历史景观、民间口述传说、民间附会景观三种前文化,进而影响到文本叙事,而文本叙事又会产生新的景观附会和口述传说,形成后文化,反过来又会再影响文本叙事。     

中国农村区域发展的南北差异及其驱动力分析

基于2010-2019年中国农村区域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熵权TOPSIS模型、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双维分解和二次指派程序（QAP）考察中国农村区域发展南北差异的事实特征、结构特征和驱动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区域发展与中国区域发展演化具有一致性,存在南北差距扩大的发展态势。研究发现：（1）事实特征：中国农村区域发展水平总体向好,但“南强于北”的典型特征和“南快于北”的演进特征进一步凸显;（2）结构特征：一方面,中国农村区域发展地区差距总体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现有差距主要源于北方地区内部差距,但南北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显著上升;（3）驱动特征：中国农村区域发展以外源驱动为主,农村区域发展南北差距的驱动力量依次是产业高级化>城镇化>市场化>资源禀赋。     

论清初南北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的差异及成因

清初大多数贰臣文人无论是诗文中,还是政治活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愧疚自赎心态。南北贰臣文人的这种心态在呈现方式上或显或隐,有较大差异;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两者文人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     

论“著（着）”语法化的南北差异

方位介词和体貌标记同音是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同音现象说明了六朝以后共同语中“V＋在＋N（L）”逐渐取代了“V＋著（着）＋N（L）”，汉语方言却保留了“V＋著（着）＋N（L）”格式。“著（着）”从动词到介词再到体貌标记语法化的过程存在着南北差异，这种南北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北宋北方话完成貌标记“了”的大量出现，阻止了动态动词后面的“著”字虚化为完成貌标记。     

南北朝时期汉语常用词南北差异管窥

南北朝时期,我国南北地区的汉语存在着地域差异。揭示这一时期汉语的南北差异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们以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宋书》《魏书》词汇为研究对象,结合该时期的文献调查,对两组常用词＂等-曹＂、＂矢-箭＂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发现南北朝时期南北地区汉语词汇的地域差异具体表现在：南方地区汉语倾向于选用＂等＂、＂矢＂,北方地区汉语倾向于选用＂曹＂、＂箭＂。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论南北文化区系的生存

本文运用“二重证明法”对先秦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的生成进行了论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奠定了南北文化区系的生成基础，新石器时期南北文化已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南北两大文化体系虽曾互为文化中心，有分有合，但这种分合是在整个华夏文化内部的撞击互渗。它不是两种异质文化系统，而是不断融汇交流、相辅相成的异域同质的文化。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的差异是相对的，交流则是必然的。通过这种交流，使传统文化恒动不已，生生不息，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南北筝派右手演奏技法风格的比较及文化阐释

古筝作为源自民间音乐文化的筝乐的表现载体,其技法风格由南北音乐不同的音乐风格决定。通过南北筝派右手演奏技法所表现出的差别进行音乐地理学层面的探讨,领悟南北筝派右手演奏技法不同的文化缘由,可以提升古筝演奏者理解南北筝派所用演奏技法的文化含量的能力。北方音乐以刚为主,要充分展现北方筝乐刚健、粗犷、激越、雄浑的音乐风格而形成大指托劈为主,以形成饱满音色的右手技法;南方音乐以柔为主,要充分展现南派筝乐含蓄、柔美、细腻的音乐风格而形成以勾、抹为主,以形成柔和音色的右手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