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的孔教观

唐文治是民国时期理学与经学大师,并且提出了系统的孔教主张,在民初的孔教论述中独树一帜.然而,他的孔教思想长期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这里尝试分析唐文治关于孔教的宗教性、重要性的论证及其复兴孔教的方法论,从而对唐文治的孔教观提出系统的阐述.     

民国初年有关制宪问题的争论——以马相伯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

制定一部良善的宪法,是民国初年民主宪政实验的首要问题,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制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斗争。作为原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研究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马相伯参与了民初宪法的研究与讨论。他从历史、国情与学理出发,阐述了宪法制定的立场和主张:在国家结构上,主张采行单一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赞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给予地方自治权力;在政体方面,主张实行总统制,加大行政权力,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此外,他坚决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些观点与主张虽然并不完全从属于原立宪派,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派对于宪法问题之立场与意见。这种过于理想化的思想与主张最终不自觉地为袁世凯进行专制集权统治所利用。马相伯的这一段政治经历为深入考察民初制宪之争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和个案,从中反映出制宪之争对于民初政治之影响。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论民国初年严复思想的转变

在中华民国缔造前后,严复的转变可以说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号称“近世西学第一人”的启蒙思想家成了“孔教会”的领衔人,一位“１９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成了共和国体的的驿得。亚复生命最后１０年的思想转变到意味着什么？民初伊始,严复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错误估计使他的心态充满了矛盾,同时,也导致他对中西文化的思想探讨发生了转向,即以批判西学的消极面向主导代替了大力倡导西学以启迪国民的思想。其总体特点是反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李大钊与汤化龙民初关系探微

李大钊与汤化龙同为民初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的私交公谊从最初感情甚笃到最后分道扬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既与民初政治紧密相连，又深刻地影响了二人日后的政治走向。目前，学界对他们关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尚缺乏专门研究。然而，通过考析李汤之间的友谊与纷争，对于深入认识二人的思想及民初政治状况，不无裨益。     

《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在《新青年》上,陈独秀与康有为就孔教问题展开思想论争,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陈独秀与康有为共同享有"国民"的思想平台,两人都是就对方省略搁置的论域大加发挥,表面上看两相对峙,究其实质竟似两相补充。陈独秀及《青年杂志》并未从一开始就把康有为和孔教作为论辩对手,至袁世凯这一头号敌人逝去、康有为派又强势推动孔教第二次国教化运动之际,《新青年》第二卷才将矛头对准康氏,并咬定孔教与帝制有因缘这一政治语言展开了攻伐。对照康有为的文章言论,可知陈独秀实际上大体接受了康氏救国基础在国民个体道德修养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康、陈冲突,理论之本底端在个人独立主义与儒教"亲亲"伦理的摩擦。随着宪法会议"孔教定国教案"失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到第三卷第三号上,对孔教的讨论朝多元化方向敞开。然而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后,陈独秀排击孔教再趋严厉,并终其一生将康有为及"孔教"之名定在"复辟"的耻辱柱上。     

论民初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集团及其支持者斗争的焦点，本文通过民初集权还是分权、军民分治、省制、省长简任与民选等问题的激烈争斗，进一步探索民初革命党人保卫共和的策略及其失败缘由，考察民初资产阶级的政治现和国家观。     

从合一到分离：康有为政教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羸弱,使康有为提出重估和重构“孔教”以拯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对“孔教”必要性和优越性的强调,虽然是一以贯之的,但他对“孔教”的具体定位,则是随时势及自身思想迁移而不断转变的。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康有为从戊戌前到戊戌后对政教关系的差异化设定,进而为救亡寻求有效的推进模式、为“孔教”寻求适宜的合法性支持。     

民初小说对爱情的“发现”与意义重估——以苏曼殊为中心

辛亥之后,文学的主题从关注国族社稷转向瞩目世态人情,引发了民初通俗文学尤其是写情小说的一时繁兴。爱情的发现是民初小说意义重估的重要关目之一,其哀情的主题在思想层面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苏曼殊和尚恋爱的主题更包含着原生之家、社群之家以及个体之家之间的伦理失措,包含着灵与肉争夺在世支配权的隐喻,也包含着个体自由对宗法体系和佛法戒条等规训机制的反叛。正是这种爱情书写对自我意义的发现,使民初小说体现了现代启蒙意识复杂的景观,也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发掘辛亥前后的文学分别以怎样的思想和形态成为现代转型话语资源的一部分。     

皮锡瑞维新变法思想新论

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一生究心于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他阐发义理思想，宣扬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主张振兴孔教以文明排外，同时，力倡有用之学，主张调和中西，强调不必尽从西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皮锡瑞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衷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民初留英学人群体的思想轨迹研究--评《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

《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以五四时期的民初留英学人社群为研究对象,依据《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学人同仁杂志,记述了社群聚拢历史过程,及其思想脉络,并以此与五四时期思想进行互动。该书探索了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研究方法与史料上均有亮点。     

革命、佛道思想与虚无——从《健儿语》、《自杀》透视程善之小说创作主体

革命与佛道思想构成程善之小说创作的主体特征,贯穿其民初的文学活动。其思想形成的诸种缘由与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相关,导致走向虚无。将其重要作品置于民初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考察,体现着民初知识界的丰富与复杂,以及现代文学/文化史链条之一环的意义。     

试论李大钊早期的中西文化观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悉心研究了中西文化问题,并且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对近代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对此问题,本文试作此初步探究.一在中国封建文化中,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不仅是历代封建社会实施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专制政治的思想理论基础.从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到民初的袁世凯和北洋政府,都利用孔教为反动政治服务.为此,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     

浅论清末民初中国婚姻关系的变化及其动因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激烈变化的时期,由于经济、政治及思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婚姻观念、婚俗礼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婚姻生活重性情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本文拟就清末民初婚姻的变化及其动因作一考察,以揭示当时社会深层的变革.     

康有为孔教情结的历史影响

19世纪末,康有为对孔子学说进行改造,并赋予宗教地位,试图利用孔教来抵制西方宗教的入侵,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民国初年,再次掀起倡立孔教运动,试图利用孔教规复人心,却被指为为复辟张目而遭到批判。康有为的孔教情结对他本人和儒学的历史评价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也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现实功能的定位问题。     

孔子正名说的古典诠释考述

从战国后期到汉初这段时间,大致属于孔子正名思想的探讨和定型阶段,其间尹文的正名尚带有黄老形名之学的先秦学派痕迹,到董仲舒则从大一统的角度,并借助名实等观念对孔子正名以及整个孔子思想做了剖判定位。随后,关于孔子正名的理解就逐渐转向从经学角度出发的正言语从而正名分,在汉、宋思想的交错中,又逐渐分化为正名字与正名分两个分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整个孔子正名思想的诠释史其实也是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立足、发展和主导的历史。     

论陈独秀的孔教观

民国初年,孔教问题再度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坚决主张孔教非宗教论,并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为缘由,提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的主张,对孔教运动大加鞭挞,反对定孔教为国教。陈独秀对孔教的认识和批判不是立足于文化意义,而是立足于政治层面上。经过近九十年的风雨变幻,对陈氏的孔教观念重新加以反思和检视,无疑会带给我们许多新的认识和体会。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