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提供网络爬虫技术行为的刑法规制

网络爬虫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使之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工具之一,为了对公民的信息权加以妥当地保护,亟需就此类行为如何施以刑法上的规制展开讨论。采用文献梳理的方法,针对性地对非法提供网络爬虫技术行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认定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可以有效地规制网络爬虫技术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当侵害。对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的认定需重视本罪的行为类型化要求,同时爬虫技术应用的刑法违法性判断的关键在于是否取得了被爬取方的同意。提供爬虫技术的网络帮助行为在性质上等同于帮助行为正犯化,但是需要在法益侵害性的实质上加以考察。从实质化的刑法思潮来看,应当在归责理论的视野下解释网络帮助行为的性质。     

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的行政规制

网络爬虫是一项能够根据指令自动搜索并抓取指定网络信息内容的新兴互联网技术,存在被滥用之风险。作为爬取网络版权数据信息的工具,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目前,对于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的规制多见于民法与刑法领域,忽视了行政规制。目前存在的网络爬虫行为侵权规制过于依赖司法手段、缺乏针对网络爬虫行为的必要规范以及行政机关针对网络爬虫行为的互联网监管缺失等问题,阻碍了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行政规制的应用与发展。对此,可以从构建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的全覆盖预警系统、完善网络爬虫行为版权规范内容和设置网络爬虫使用者自律管理义务等方面着手,充分利用行政手段遏制网络爬虫行为版权侵权,保护版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论个人信息权益滥用的私法规制

个人信息保护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议题,但呈现保护有余而限制不足的现象。个人信息权益限制存在权利构成限制和权利行使限制两种模式,现行法主要采取的权利构成限制模式面临现实困境。以《民法典》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依据的权利行使限制模式对于限制个人信息权益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优越性。个人信息权益滥用情形包括违反目的、利益失衡、矛盾行为、滥用形式瑕疵以及滥用诉权等多种表现形式。为合理构建个人信息权益滥用的判断标准,应将利益相关第三人纳入信息主体行使权益侵害对象之范围,将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公共利益限定在合理范围,并构建以合理性和合法性为要素的权利行使行为的可苛责性分析框架,严格遵循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并采取区分判断的方法。     

大数据视域下网络APP滥用信息行为的解析与刑法规制——以侵犯个人信息罪为切入点

在大数据背景下,网络APP滥用信息活动带来了信息技术滥用风险、侵犯个人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破坏网络管理秩序与网络公共安全风险。当下应对侵犯个人信息犯罪进行立法重构,规制网络APP滥用信息犯罪行为。网络个人信息应当重新界定范畴,强调个人信息所形成的网络数据信息的网络秩序、网络安全价值。侵犯个人信息罪的客观行为类型也应重构,除信息转移过程的非法交易行为,还应包含信息使用环节的泄露、刺探等,从而将利用网络大数据进行的个人信息的不当挖掘、越权网络侧写及信息投放等滥用行为作为个人信息滥用犯罪的具体类型予以规制。     

基于Hadoop的网络爬虫技术研究

网络爬虫一般从一个起始网页开始,读取网页的内容和网页中的链接,依次循环下去,直到找到此网页所有的链接网页为止;当要爬取的数据量比较大时,传统的技术存在一定弊端,而Hadoop开源云计算框架在数据采集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在介绍Hadoop云计算框架的基础上,本文阐述网络爬虫的原理,并实现基于Hadoop的网络爬虫。     

爬取公开数据行为的刑法规制误区与匡正

全国首例“爬虫”入刑案表现出司法实践过度规制爬取公开数据行为的现象。司法实践以技术判断为主导,扩张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立法规定以数据控制者的技术授权为依据认定爬取行为形式违法性的情况下,以数据的技术属性取代法律属性判断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从而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从法秩序统一原理和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数据安全观来看,技术判断主导下的罪名扩张适用,不应成为刑法规制数据爬取行为的立场。相反,规制数据爬取行为应当坚守刑法谦抑性精神,将刑法规制手段的行使,限定在保护刑法已类型化规定的重要数据和维护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的范围内。其中,对于爬取刑法已类型化保护的公开作品数据行为,基于个案全部事实应受刑罚处罚的,应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对于爬取刑法未类型化规定的其他公开数据行为,不能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但在爬取公开数据行为扰乱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且应受刑罚处罚时,可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欧美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启示

首先对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管理＂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介绍了国内外网络个人信息管理的现状,指出了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网络环境下有效管理个人信息的对策。     

网络个人信息的继承

网络时代中使得存在于网络中的个人信息具有了商业性价值,其可以进行转让使得网络个人信息具有财产权属性,构成网络个人用户的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发生继承。但是仅具有财产性价值的网络个人信息能够作为遗产发生继承,而纯粹人格利益的网络个人信息是不可以作为遗产发生继承。而继承人只要能够证明特定的网络个人信息可以归属于被继承人,就可以通过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来继承被继承人网络个人信息财产。     

网络爬虫行为的入罪路径及其限度

恶意爬虫蕴含计算机信息系统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泄露三重风险,有必要对其进行刑事规制。为避免刑事打击泛化,应依据网络爬虫运行流程对其作出情景化区分,根据不同情境下网络爬虫所含风险特征作法律性质辨析,以此建构恶意爬虫入罪路径,并划定刑事规制范围。当数据抓取行为违反授权判断型技术措施、所抓取数据已侵害数据安全法益、达到相当危害程度,则属于恶意网络爬虫,应予刑事规制。     

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战略性资源之一的个人信息,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相较于现实环境,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愈加突出。针对我国现有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的空白与不足,从界定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入手,分析其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运用比较研究、系统研究等方法,明确提出对个人信息应独立进行保护。在保护模式上建议采取个人信息单独立法和行业自律的双重保护模式;在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上,完善民法、刑法相关规定;健全自律规范,加强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     

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再利用的立法规制

个人信息承载着其主体尊严与自由等伦理价值。在网络因素作用下,这些价值的层次差异性凸显,而对该信息的再利用导致了前述价值的实现危机。为应对危机,立法者宜吸取美欧立法之精髓并结合中国特有的网络治理模式,统分结合地规制不同再利用者的行为:一方面,以尊严与自由为起点衍生出对应层级的规则,据此统一约束所有再利用者,进而分层次地关怀主体价值;另一方面为回应不同再利用者的具体诉求,依据价值排序原理对衍生于人格自由的规则予以限制。为此立法者需在分配正义尺度下作区分式的制度安排,对公共机关与私人机构等再利用者分别设定免受规则约束的例外情形,从而体现不同利益诉求下几者在角色与力量等方面的差异性。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的应然转向——以规制非法使用个人信息为重点

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的行为类型仅限于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代表的转移行为,没有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纳入规制范围,造成刑事规制出现漏洞,体现了将个人信息自主片面地理解为转移自主、忽视使用自主的法益认识缺陷,进而仅以防范非法转移个人信息为入罪逻辑,使得个人信息法益刑法保护不周延。当前个人信息已然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关键要素,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现象愈演愈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已经逐渐形成“提供者—中间商—非法使用”的完整黑色产业链,各环节分工明确、组织严密,通过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进而变现牟利是诱发个人信息泛在泄露以及违法交易激增的根源,刑法单纯打击制裁非法转移个人信息行为只能是治标之策,导致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治理效果欠佳。随着进入大数据深度挖掘应用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根植于个人信息的人身性、财产性、公共性等复合法益属性的使用价值日益凸显,使得个人信息使用自主相较于个人信息转移自主更具核心法益地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重点理应从转移环节转向使用环节。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属于下游行为,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秩序造成极大损害或威胁,与处...     

网络爬虫行政、民事、刑事一体化治理路径构建研究

网络爬虫作为一项衍生于数据化时代的新兴技术在当下已然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效能,然而其中更值得给予关注的是其背后盘根错节的法律风险。在对网络爬虫的概念以及其正反层面的影响进行剖析后可发现,在实行客观违法并合主观故意的基础上,通过所爬取的数据类型映射的不同法益认定不同罪名的规制方式实然存在许多偏颇之处,因此需要通过健全行刑衔接机制、以广义授权整体外化客观行为、明晰所爬取数据法益实质归属等途径,联动行政、民事、刑事视域进行一体化治理,以创制网络爬虫治理的全新模式。     

个人信息的网络立法保护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当信息产业化革命席卷全球,使得生产力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为之焕然之时,科技社会的利益性、全球性、高度自治性特征也逐步渗透到相应的法律关系当中,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个人信息侵权事件的频繁发生,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要全面、有效地治理个人信息外泄问题.必须根据我国国情,分阶段地采取差异性的保护模式,进行综合治理.     

基于爬虫技术的山岳型旅游景区网络口碑评价研究

互联网时代传统口碑逐步演变为网络口碑,对旅游景区网络口碑进行综合评价显得尤为必要。以全国十大山岳型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围绕旅游要素构建4个维度32个网络口碑搜索关键词,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关键词赋权,运用网络爬虫技术搜取2017年11月—2018年10月各景区正、负面网络舆情信息,将信息数量标准化,进而计算各景区网络口碑指数、网络关注指数,绘制矩阵分析图。结果显示:网络舆情数量与游客出行活动量之间高度相关,正面舆情数量与负面舆情数量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为0.839;以风景著称的景区较以宗教文化著称的景区网络关注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