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写神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与辞赋宫殿书写的转变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对宫殿的书写与颂美,明显不同于传统赋作“彰圣主之威神”的书写策略.《鲁灵光殿赋》通过对大汉开国圣史的回溯以及对鲁灵光殿所有雕刻与壁画的流观、摹写,营构、证成了鲁灵光殿的神圣空间感.岿然独存的鲁灵光殿以“圣显”( hierophany)的具体空间形式承载了文化符号,铭刻着对大汉帝国辉煌历史的记忆,成为赋家新的空间经验、新的书写“中心”.王延寿这种以“宫殿”作为神圣中心的书写转变又具现在空间的书写策略之上,颇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即从空间的角度切入,通过对作者视觉经验、身体游观的条分缕析,揭示出《鲁灵光殿赋》图写的空间形式所具有的文化意涵及该赋在辞赋宫殿书写传统中的承变.     

跨文化语境下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文化书写

20世纪诸艺术流派争鸣之际，亦是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发轫之时。作为文化交融的产物，中国专业音乐一方面在探索不同于西方音乐体系的道路，另一方面试图从中国传统音乐模式中推陈出新。在跨文化语境中，中国专业音乐成为“中国乐派”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世界呈现艺术自信和文化自强。这些音乐作品能够跨越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在各历史时期、多元学科中进行跨文化书写。尤其近年来专业音乐创作推进了大众文化与学院派之间的融合，凸显出当代作曲家独特的文化观念与基于跨文化对位的“文化书写”。以跨文化视角梳理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历史背景，并提炼经典作品中人文与音乐本体对位之特征，探寻其音响空间构成的文化属性，从而彰显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     

新世纪以来中日辞赋研究状况的差异——基于学术著作的视角

在研究辞赋方面,目前中日学术界存在着很多不同,特别是如下两点：第一是研究对象。日本的辞赋研究对象集中在六朝以前,而在中国,对六朝以前和唐宋以后辞赋的研究却都很丰富,而且最近还开始了朝鲜,越南等域外辞赋的研究。第二是辞赋研究者的人数。虽然最近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年轻学者较多,但是辞赋研究者并不多。在中国,自马积高《赋史》以来,有不计其数的研究者都继承了辞赋研究的传统而进一步展开自己的研究。通过“通史”与“断代”、“广泛”与“狭小”、“辞”与“赋”、“整理”与“未整理”等几个视角来考察新世纪辞赋研究的状况,进而分析中日之间对辞赋研究的差异。通过这些比较,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两国辞赋研究的特征。     

论现当代辞赋创作的发展

辞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而在当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从辞赋这一体裁的发展演变，可以把握辞赋创作在各个时代的概貌。新时期从事辞赋创作的作家群有多种类型，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风貌。     

辞赋的承续与当代发展

沿袭两千多年的辞赋艺术形式,已很难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就有必要从研究入手,从研究中揭示中国古代辞赋发展的规律,探索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的辞赋艺术形式.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几乎每逢改朝换代,历史变迁,辞赋艺术形式都屡有变化.这既是社会的要求,也是辞赋自身存在发展之所需.新时代的辞赋形式应古赋与白话赋相互靠拢,创造出句式大体整齐,文词简炼,用韵大致相同、篇幅较短的新时代赋体.     

系谱·地图·谏书——陶渊明辞赋的归田论述及其文化构图

陶渊明运用辞赋文体,并实际借由《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赋》两篇重要文本所展开的归田论述,就其外在型式的辞赋文体特质,臻至辞赋的书写系谱,及其内在的书写文化,例如其中包括时空铺陈、历史巡礼、人物缅怀、文化追忆、当代讽谏等等,皆一一映现在陶渊明辞赋之归田论述里,因此借由攸关陶渊明辞赋中归田论述之历史系谱、文化地图与人生谏书等三类文化范畴的重新审视,我们得以重新观照并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深层文化底蕴,并由此展现辞赋书写在陶渊明田园文学世界中独特的文体、文化及其人生对话意涵.     

美的表现形态分类论

美,我们既可以从存在领域角度将它分类,也可以从表现形态上对它归类,因为美都是具体可感的,总要在空间或时间里呈现一定的姿态,而且不同的形态在欣赏者感觉中所激起的美感也是不同的。尽管具体的美在形式上会有差异,但是,我们就它们呈现的姿态及其引起的美感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形态,这就是优美和壮美。至于所谓“崇高”,我们认     

清小说《绿野仙踪》中辞赋的形态、艺术效果及其成因

李百川的《绿野仙踪》体现了明清小说“文备众体”的特色。但相较分布于这部小说文本的固定位置且发挥固定作用的诗、词、曲等其他韵文体裁，其中辞赋的呈现相对更为形态多样、手段灵活。藉由引用、改写、自创的途径，出现在十个章回中的逾三十条有关赋作、赋论、赋选资料，共同形成了一套显示俗中见雅、寓庄于谐的鲜明审美特征的辞赋话语。《绿野仙踪》的辞赋融入在文学史上颇具典型意义，当时的尊赋观念、考赋制度和赋学状况是前提和背景，而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安排、叙事技法运用的需要则是内部驱动力。通过此小说文本中的辞赋形态、艺术效果与成因的发掘，不仅折射出其时的辞赋接受和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更能有助于深化小说的文本解读，从而为明清小说中文体互参的理论总结提供借鉴。     

战争、历史与空间——空间叙事视域下的当代英国战争小说

在当代英国文学领域，许多小说家以战争为题材，探及当代战争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小说家(如塞巴斯蒂安·福克斯、派特·巴克、杰克·希金斯等)通过对战争历史的深入剖析与重构，呈现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争历史空间。本文在左伦空间叙事理论观照下，从地形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方面分别探讨当代英国战争小说中战争历史叙事的重构、战争灰色地带的书写和创作这些战争小说的小说家们的叙事伦理，力图呈现多维、立体的当代英国战争小说的叙事空间形式。     

魏晋辞赋观念的生成与演变

参照魏晋辞赋发展的清晰轨迹,本文分三个阶段考察了魏晋辞赋观念的产生、演变等问题,同时也对导致其产生、演变的原因以及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进行探讨与分析。探讨与分析虽主要是根据魏晋辞赋观念的固有内涵来展开,但也充分考虑到了相应时期的创作背景和历史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主情与尚丽这两大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左右了魏晋辞赋观念演进的大部分行程,而当其行程结束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则是美与表现力。     

当代辞赋创作与发展之我见

当代辞赋创作是在传统文化回归的大背景下兴起的，与社会基础处于不平衡的状态，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当代辞赋的创作和发展必须与传统文化的复兴相结合，走适当产业化的道路；同时，当代辞赋创作在内容上应贴近时代。形式上要一定程度地解放，以探索辞赋创作的新形式。     

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论中国书法艺术的综合性

人们常常把书法视为展开于空间、表现为静态、诉诸视觉的单一艺术.空间性、静止性、可视性,当然也可以说是书法艺术的特征,但这仅仅是外部特征,远不能解释书法创作和书法欣赏中各种复杂现象.书法是文字(汉字)书写的艺术.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字“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这是对中国文字审美特征的简明概括.中国文字意、音、形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综合性.笔者仅就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字三美”,略论中国书法艺术的综合性特征.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辞赋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读刘培《北宋辞赋研究》

刘培是目前辞赋研究界和宋代文学研究界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他的宋代辞赋研究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其《北宋辞赋研究》是一部立足于对北宋辞赋文献的全面整理和对北宋文化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一部力作。该书以辞赋为着眼点,对辞赋文献以及与辞赋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与北宋文学相关的学术文化思潮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力求在宋代文化发展的具体背景下,在辞赋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勾勒宋代辞赋演变的脉络。该书以学术文化的视野来关注文体发展,以文体发展的着眼点来反观学术文化的具体演进轨迹,对文体史的书写方法做了打通文史哲学的有益探索。     

从拓殖邀约到政治隐喻：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流变

作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动物书写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流变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动物殖民纪实书写，主要以动物素描与殖民叙事为特点，意在通过动物纪实描写对英国殖民者进行拓殖邀约。第二阶段为现代动物科学写实书写，主要以动物写实与科学叙事为特征，意在经由动物科考和动物狩猎描写对加拿大的地理空间进行殖民管理。第三阶段为晚近动物转化隐喻书写，主要以动物保护与叙事转化为特点，意在通过动物后殖民叙事对民族认同与身份认知进行泛政治化隐喻。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的一脉相承之处在于，各类动物是主要描写对象，包含人类与动物、动物与自然、人类生存等不同主题，蕴涵殖民意识和帝国叙事的痕迹；其前后变异之处在于，动物书写理念由人类中心主义转换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主体意识，动物书写模式由动物猎杀书写转变为动物死亡和动物保护书写。本质而言，加拿大英语文学动物书写植根于西方主体性的自我审视和现代性价值的他者想象，既有现代性浪潮中非自然叙事对动物他者的艺术呈现，又有后现代浪潮中人文关怀对科学叙事的审美反拨。     

中国古代辞赋中的农事叙写

中国古代辞赋对农事的叙写,是中国古代务本重技的农本思想、悲叹田园的悯农情怀以及中国文人以隐显志和以园艺表达治业之情的圣道情怀的生动呈现。中国古代的王权制度、农耕传统和崇实务本思想以及文人的生存境遇，决定了中国古代文人观农的立场和心态。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