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     

当代县级政权与县域社会研究述评

本文主要从学术回顾与评述的角度,指出将当代县级政权与县域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学术与实际应用的双重价值。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当代县级政权和县域社会,既能拓展乡村社会学的研究空间,也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丰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理念的变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理解乡村治理的变化，必须研究乡村治理理念的转变。中国乡村治理理念的变化并非无关联性，传统的治理理念对近现代的治理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政权建构的实践正在影响着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中国乡村的治理理念的继承性又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政权的建构具有自身的特点。     

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及现代启示

抗战爆发后 ,晋察冀根据地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 ,抗日民主政权在从建立、初步健全到完善的过程中推动着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作风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进步 ,密切了政权和人民的关系 ;推动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充分调动了一切抗日的力量 ;推动着根据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建设的开展 ,使晋察冀成为了敌后模范根据地。同时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的实践 ,为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现阶段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的解读——兼论乡村地权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政策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乡村经济权威能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国家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时受到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等的限制而寻求一定的代理人管理乡村社会,与乡村社会出现的经济能人自身强烈的政权欲望相迎合,使国家毫无成本地寻求到乡村治理代理人.由于国家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非完全一致,现阶段国家对乡村权力的释放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论政权与财产权

政权与财产权有着严格的差异和密切的联系,二者在互动演进中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政权与财产权的结合与分离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改革进程日益深入的中国只有在实践中实现政权与财产权适度分离,才能为宪政中国的早日实现铺平道路。     

局部执政的继承与创新——工农民主政权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比较研究

工农民主政权与抗日民主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两种政权,作为新兴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二者在党的领导下都取得了政权建设的伟大成就,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本文主要对二者的政权建设进行比较分析,以求得其规律性认识。     

庐州与杨吴政权

唐末杨行密趁乱占据庐州,并以庐州为基地向外拓展,最终夺取宣州、扬州,统一江淮。庐州是杨行密崛起之地,其集团主要成员也大多来自庐州。通过对杨行密庐州起兵,进军扬州、宣州,规取江淮州县及元从功臣的分析,主要讨论庐州在杨吴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法律下乡与离婚自由——一起乡村离婚事件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在法律下乡的社会大背景下,离婚自由并没有成为乡村社会婚姻场域内行动者自觉的实践。很多时候,人们的行为取向还是不确定的,因为仅仅依据法律还不能够为乡村婚姻带来良好的秩序,传统婚姻习俗的"地方性知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村民在婚姻场域内的行为逻辑。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简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的法制比较

本文以北朝、南朝和明朝、元朝为例进行分析,比较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在法制上的区别与联系     

博士下乡与"乡村建设"——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博士下乡",是民国时期知识界颇具影响的运动,对旧中国的乡村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当时,很多博士由于受到爱民报国之心的驱使、乡村衰败现状的刺激和晏阳初人格魅力的感召,纷纷来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把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推行"四教三式",密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设立县政研究院,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当然,由于战争的影响,"博士下乡"无奈地终止,但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乡村政权的双重职能

传统中国乡村政权具有管理与教化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依法管理乡村赋税、徭役、兵役、狱讼和治安等行政工作;另一方面依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旌善惩恶,推广教化,移风易俗。充分体现了历代王朝“德主刑辅”的治国精神,提高了乡村政权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促进了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持了政权的长治久安。     

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几种政策的比较研究

弘光政权是明崇祯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之后第一个南明朝廷,它与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存,最终为清朝所灭。为什么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胜于对手以及据长江之险的南明弘光政权在短短的一年就灭亡了,而清朝为何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经过对双方的用人政策、吏治和惩贪政策、赋税政策以及治军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弘光政权的政策具有腐朽性,清朝的政策具有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