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动员：党建引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山东省S县刘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案例,研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式动员”机制,其特征是通过党组织建设、组织嵌入与组织动员三阶段实现基层自治。首先,基层党组织通过成员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愿景重塑,焕发组织活力;其次,基层党组织运用身份嵌入、知识嵌入、文化嵌入和制度嵌入四重嵌入的路径机制将党建融入地方社会,重塑党群关系;最后,通过党组织自身建设和组织嵌入之后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达成农村社会治理的综合实践,以取得良好的基层治理成效。     

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

在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现行框架下,过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使国有企业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央企高管畸高的在职消费是这一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央企的经营绩效。为研究该问题,选取2012—2014年我国央企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央企分红、高管在职消费与公司经营绩效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国企红利分配机制的建构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高管在职消费,而且通过降低国企代理成本,可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党组织治理会影响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吗？——基于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以2011—2018年服务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手工收集获得的党组织治理数据,考察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公司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董监高党员占比越高,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党组织参与治理程度越高,审计费用越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政治环境较差的地区,越需要依赖于党组织发挥治理作用,约束企业违规行为,降低审计风险。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会提高会计稳健性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坚持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07—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提高了会计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正相关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以及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效能，助力企业增强风险抗御能力，保障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党组织治理、行业竞争与环境绩效

党组织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数据,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水平;行业竞争在党组织治理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的作用,行业竞争程度越强,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反过来,环境绩效的提升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起到负向作用,即党组织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将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李荣融的功过不是他个人的功过

李荣融离任，是当下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现有的官员里，很少像李荣融那样难以评价，其在国资委主任任上的七年，是60年来国资流失最少、国企业绩最好、公司治理最有效的七年，央企资产总额和盈利能力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起持续上升。然而，这七年，也是国企备受指责、民企空间也被压缩至最不堪之境地之七年。     

以党建促扶贫：党组织嵌入与非国有企业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是我国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非国有企业样本,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且这一关系受到高管特征的影响。渠道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扶贫意识和扶贫能力来促进精准扶贫。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同时党组织嵌入还显著提升了扶贫成效。     

薪酬委员会设立、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

以自愿披露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最优契约论”和“经理人权力论”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下薪酬委员会设立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而非国有企业中则相反;进一步细分国有企业发现,央企中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薪酬业绩敏感度,而地方国企则相反;通过对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在相对业绩高和业绩上升时,地方国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其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在相对业绩低和业绩下降时,央企设置薪酬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度更高.这意味着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央企和地方国企以及企业不同相对业绩和业绩变化的情况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作用不同,地方国企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具有为其高管辩护的经验证据,更符合经理人权力理论.     

人类学视野下央企的科层治理与文化实践

［摘要］本文通过民族志研究展现了一个央企内部宏大的科层架构，进而讨论了科层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央企”员工群体与运行机制，以及传统伦理关系如何在科层中运作等问题。从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路径出发来讨论科层治理之下的文化实践，有助于推进对央企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巨型单位的认识。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李维安教授谈:公司治理中的六大焦点与六大突破

近年来，作为经济实体的现代公司的治理问题和实践，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经济政策的兴趣点，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和实践课题。在中国，它被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研究和实践。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主席提出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在五中全会上又强调，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表明国企脱困後将进入公司治理改革的新阶段。公司治理改革不仅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实践中出现的“翻牌化”等问题，而且也为民营、乡镇企业等各类企业规范化的公…     

收益权保护与企业价值:基于2019年央企股权激励改革的事件研究

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然而鲜有文献讨论产权权利束中收益权保护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价值。2019年，央企股权激励改革取消激励对象股权激励收益上限限制，为研究收益权保护的效果及机制问题提供了机会。基于央企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该改革事件的效果及机理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与功能性央企相比，竞争性央企在政策颁布期间获得了更高的累计超额回报，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在代理问题和异常在职消费更严重的情况下更显著。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改革事件主要通过影响法律所有权、增加激励强度和影响心理所有权、稳定心理预期两条路径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改革事件的价值效应受管理者权力、股价信息含量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明显。     

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及其约束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导致了经营者约束的软化,加上国企高管与所有者利益的不一致引发了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缺乏有效监督情况下的高管权力扩大导致了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问题。本文以国企总经理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五十家国企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国企高管超额薪酬实现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国企总经理领取了超过民企总经理的超额薪酬,并且国企高管超额薪酬的实现路径受到任职时间、政府投资力度、总经理股权、是否有政治关联、是否在其他公司任职等因素的影响。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机制两个角度提出了约束对策。     

国企产权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

在1978年-2008年的30年里，国企产权改革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前推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和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到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现在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围绕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和所有权的界定执行与流转，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线索逐渐清晰，框架逐步完善。现阶段的问题则是进一步完善企业家的报酬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经理人市场和责任追究机制，处理好国企的社会责任与利润目标二者之间的关系。     

嵌入式协同: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联动 ——以S社区为例

随着"后单位时代"到来,"单位制建党"封闭式的管理单位已经无法与开放的社会结构相契合,需要变革党建方式为基层治理赋能.基于对北京市S社区的考察发现,S社区通过独创的"育网式"工作法协调支委关系、整合社区内部各要素培育社区自主性发展根基,实现结构性嵌入.通过党组织的指引作用与党员的带头作用,辅之以多元化活动的开展让基层党组织更好地协同各方利益点,使社区拥有自组织性集体,实现功能性协同.通过"结构性嵌入"与"功能性协同"实现各种要素的整合,构建管理与服务秩序,体现出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嵌入式协同"的新型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解析与路径选择

社区党建是党建的重要阵地,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将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有机结合是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成效突出,问题亦不可忽视。党组织"主心骨"作用在社区深化,理念、能力与组织体系三方优化筑牢社区党建根基;党建嵌入社区治理,治理平台、治理机制与治理方式多维创新巩固社区治理体系。党组织身份认知困境、居委会职责冲突困境、社区党建治理合力困境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求从社区治理格局多元主体出发进行路径探索,把党的各项优势与社区治理紧密结合。     

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逻辑与路径

当前贫困治理重心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向更隐蔽、识别难度更大的相对贫困转变，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问题依然存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再只是作为单一的治理规范、治理工作或治理要素，而是融合为一股新的治理力量，嵌入到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当中。我们迫切需要正视并剖析这股新迸发的治理力量，重新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特征。运用理论思辨和逻辑推理方法，提出通过“场景适配—情境互动—主体增能”的嵌入逻辑，为数字技术赋能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新的研究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可行路径。     

“曲线型”嵌入：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以南京市A社区政府购买项目为例，从嵌入理论的分析视角出发，重点考察了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逻辑。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主要通过“政治—行政—专业”三维路径嵌入基层社区治理，并呈现出“浅层、深层、逆向、有机”的曲线型嵌入过程。在浅层嵌入阶段，主要通过前期摸排、活动策划和需求调研等方式，赢得社区信任并建立初步关系；在深层嵌入阶段，重点通过专业知识运用、党建品牌融合、服务平台搭建等方式，促进机构与社区关系向深层次发展；在逆向嵌入阶段，由于“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主辅关系的不断摩擦，社会工作服务出现了“表演性”和“迎合性”的脱嵌问题；在有机嵌入阶段，通过成立机构党支部、挖掘社区骨干力量、发挥专业服务等方式，逐步呈现出互信互利的发展态势。因此，为推动社会工作机构与社区治理从“嵌入性发展”走向“融合性发展”，可进一步在“政治—行政—专业”三大维度强化关联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