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终结论”的证明逻辑及其错误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当人类历史进入自由民主阶段,历史将迎来它的终结。而造成历史必定会发展到自由民主,并最终推动历史走向终结的动力机制有二:自然科学和寻求"承认"的欲望。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军备竞赛和经济发展使得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地传播,为历史走向自由民主制打下了基础;寻求"承认"的欲望则能够确保历史必然会向着自由民主发展。但是事实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错误在于:一是曲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误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视为一种终结论;二是片面地将自由、民主视为人类历史的终极价值,忽视了自由民主自身存在的问题。     

“浪漫主义出路”的终结──从《伤逝》中引出的几个问题

《伤逝》中的爱情悲剧蕴含着两个基本问题，即自由与意志的体论问题和爱的悖论问题。前者表现在自由的爱与爱中的自由意志的冲突，后者表现在让情侣充当神的企图和情侣担当不起神的重量之间的矛盾。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宣告了“浪漫主义出路”的终结。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论

文章结合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实践，分别从史与剧，历史与现实，史剧人物论，史剧结构、情节、冲突，史剧语言等方面探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观，指出：“失事求似”，以艺术为主，以科学为辅是郭沫若处理史与剧关系的原则；强调史剧家的责任在于发展历史的精神是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系统的创造性部分；史剧人物“合理的发展”论是郭沫若在史剧人物论方面的贡献。     

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再没有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所以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以西方的制度作为一种普遍适应的制度,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这与世界正呈现出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迹象不相符合.科技在不断发展,尚不存在一种制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历史尚未终结.     

在“最好”与“最坏”的状态之间——从近代政治哲学视野出发考察马克思的社会批判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具有近代政治哲学史的深刻背景。近代以来，基于个体预设，人们寻求自保的努力会导致相互冲突的普遍战争状态。为解决这一冲突，就要建立国家，但这又会导致个体与共同体的矛盾。为进一步消除这一矛盾，以达成人是目的的要求，人们最终要寻求某种自由状态。于是，这一内在矛盾的发展就构成了一系列哲学家的思想线索。而马克思通过对法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既指出了市民社会所存在的普遍战争状态并揭示出其异化根源，也反对超出社会之外通过国家等方式以实现自由。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人是目的这一理念体现为现实历史的辩证进程。通过这一进程，人类将最终获得解放。     

站在历史终结处的思考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后又重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主张人类历史必将终结于以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关于“历史终结论”由来已久,沿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向前追溯,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黑格尔→科耶夫→福山。不论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历史终结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基础框架是相通的,并且这些理论的根基在历史的检验中越来越显示出弱点。     

理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在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思想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反,同样出身哈佛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已无对手,历史的演进过程也已走向完成.但是,历史是否有一终极的理想状态尚有待探讨,自由民主社会亦不是历史的终结点.尤其是支撑福山的观点的、建构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普遍史理论,与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冲突和经验上的不相容,更是福山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所在.     

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思考

在美学界长期以来有关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应该区分《美学》一书中对“终结”（Ende）与“解体”（Auflösung）二词的不同使用，以获得黑格尔使用“终结”一词的真意；应该区分逻辑的与历史的所谓艺术“终结”或“解体”，着重从黑格尔哲学、美学逻辑构架角度解读其关于艺术“终结”或“解体”的内在逻辑含义；进而揭示黑格尔对艺术美本质的规定是其艺术“解体”或“终结”论背后的逻辑根据。     

福山放弃“历史终结论”了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争论与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福山是否还在坚持"历史终结论"这一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的热点话题。对此,有人肯定,也有人否定。笔者以为,福山在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一个步步退却的过程:尽管在直接表述上,他没有也不可能承认"放弃"历史终结论",但在事实上,作为一种客观逻辑,他已经自我否定了自己的结论。正是这种主观上的坚持和客观上的否定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更多还原     

历史小说《王昭君》散论──兼谈古今王昭君题材

历史小说创作要处理好两对矛盾：一是历史与文学的矛盾，二是历史现实的矛盾。前者台湾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王昭君》实现了历史与文学的有机融合，成为典范。对于后者，文章就王昭君题材的古今创作进行了简明的梳理和论析。     

主持人语:"文明对话"理念与当代国际关系

文明对话和“文明对话”理念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显得更加必要,但这不是因为“文明冲突论”或者“历史终结论”有了新的佐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相互交融和相互作用其实在人类社会始终存在。杰里·H·本特利和赫伯特·F·齐格勒的新著《传统和碰撞:一种对过去历史的全球视野》对此有系统的考察和阐述。尽管文明和文化的差异有时可能成为对冲突起作用的原因之一,但文明通常只是冲突的载体,冲突的根源是具体历史条件下     

承认的历史之维与道德之维

列奥·施特劳斯在《论僭政》一书中与科耶夫有一涉及政治哲学许多重要问题的深入论辩。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一论辩,尤其是其中有关“承认”的历史之维与道德之维的讨论,而反省其中的问题意识及其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关联。     

自由与平等：冲突抑或相容？

针对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联性，当代政治哲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冲突论”和“相容论”，前者主要以罗尔斯、哈耶克和诺齐克等人为代表，后者主要以德沃金和柯亨等人为代表。就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而言，罗尔斯的折衷立场处于论辩的中心，正是基于对罗尔斯立场的不满，右翼和左翼才围绕自由与平等是相容的还是冲突的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无论冲突论，抑或相容论，都既追求自由，又追求平等，只不过对自由和平等有着不同的定位。事实上，自由和平等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和价值，人们不能笼统地说自由与平等是冲突的还是相容的，在申述自己的立场之前，必须明晰其所言说的是何种自由与何种平等。     

论福山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概念的误读

20世纪90年代前后,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遭遇到世界诸多左右翼知识分子的全面挑战。为此福山请出黑格尔和马克思,将黑格尔和马克思也说成是"历史终结论"者,以利于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其实这是福山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概念的严重误读。福山此举不仅不能证明其理论的合理与合法,相反却暴露出其欲盖弥彰的意识形态动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思考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从斯大林的完全适合动力论到毛泽东的矛盾动力论，再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动力问题认识上的深化与推进。文章强调，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改革动力论”表明，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轴心时代到新轴心文明

近年来以塞谬尔.享廷顿和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鼓吹“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实际上,随着东方民族的经济崛起,东方文明必然获得重建与复兴,各种文明之间应该是对话与融合多于冲突。本文试图借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说”和杜维明的“新轴心文明论”来破斥这种谬论。     

“文明的冲突”主宰当今世界？─—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本文分三个部分，即现代国际冲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中国威胁”论的背后，冲突还是融合，论述了在该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及其冲突，评论了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他的论点经不起理论、现实、历史的检验。本文认为，国家利益的对立是现代国际冲突的根源，把它归罪于文明的差异是不能成立的；炮制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是为了给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辩护，把不同文明圈的国家作为敌手来对待是危险的；文明间的“差异─—碰撞─—冲突─—重构─—融合”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文明间的冲突将永世长存的悲观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特里·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

在20世纪末“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叫嚣的西方学术界，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通过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清理和反思，在其中注入了阶级关系、权力结构以及话语理论等内涵，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并且发展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用生产的观念连接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有力证明了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正确性。他批判了后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有力阐明了意识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在后现代社会具有现实有效性，从而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与“历史终结论”

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建立在物质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相互作用这一基础之上,历史不外是人类各个世代的依次更迭,每一时代都以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阶段为基础;人类只能提出符合一定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目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上层建筑的改变,人们摆脱以往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建立起受人们联合调控的非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把马克思的新历史观当作一般的“历史哲学”和抽象的“历史目的论”、“历史终结论”是一种误解.     

再论“多余人”

“多余人”是矛盾复杂的。构成其性格矛盾的深层原因 ,是俄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社会历史生活状况。细言之 ,即文化的冲突 (包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底层”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性与现代文化中的先进性的冲突 )、先进意识与阶级地位的冲突、历史使命与社会现实的冲突。着重从文化冲突上探讨形成“多余人”二重性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