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选择的编译改动与意识形态的翻译转换

新闻译者在编译时通过语言层面的改动将原语新闻本土化,使之变为符合译文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要求和译文读者认知期待的新闻。其中,互文性选择的编译改动是新闻译者用以实现译文对原文意识形态转换的最常用方式之一。译者通过扬内抑外的认知模式对原文中原有的不均衡权力关系进行干预,建构了具有译文特点的权力关系,使译文蕴含了具有译文特色的扬内抑外的意识形态内容。      

英汉新闻编译的“求同存异”策略

英汉新闻编译话语实践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被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统治与本土抵抗这一后殖民研究范式,新闻编译策略也不能简化为对原作的归化或异化处理。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提出的“杂合化”思想,提出“求同存异”编译策略以服务于新闻编译活动的目的,有利于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和协商。     

时政新闻编译方法探索

编译是新闻翻译的主要策略。本文通过对收集的时政新闻平行文本进行分析，探讨了编译过程中译者采用的编译方法。这些方法主要包括：删减、调整文章顺序、合并段落、在译文中另设标题、在标题与正文之间增加题外议论和替代等。研究结果对编译实践与编译教学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接受美学与新闻编译的历史和现实关联

国际新闻的接收现状表明,编译作品除了应具有针对性与时效性外,还应具有艺术性与可读性。在"受众"这一共同的命题和广阔的"接受"背景下,新闻学与美学结缘,翻译学与美学联姻。也正是在同样的背景下,接受美学对国际新闻的"编"与"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探讨接受美学与新闻编译的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有助于提高编译作品的感染力,增强国际新闻的影响力。     

目的论指导下政府网站新闻编译——以中国政府网为例

目的论强调,翻译是有目的的行为,而翻译目的又取决于目的语读者.读者决定翻译策略.本文以中国政府网中新闻编译实例为研究对象,指出增译、删减、改写、拆分、合并等具体编译方法的使用主要受目的语读者需求的影响,进而得出编译在政府网站新闻翻译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而为各级网站新闻翻译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英汉成语互译中的辩证法

本文提到了英汉成语的难译之因 ,探讨了直译、意译、编译等的辩证法。直译有“直”的优劣 ,意译有“不信”之嫌 ,而编译又有“漏”的必然。由此笔者倡导 :译文因人而异、因文而异 ,意境决定译法和译文。     

对外新闻编译中的叙事建构策略——以《环球时报》为例

对外新闻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其编译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我国国际形象,乃至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对外新闻是国家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行为,其编译本质上是新闻再叙事行为。通过尝试在对外新闻编译研究中引入叙事理论视角,以环球时报中英文网的新闻语料为例,从时空建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以及参与者重新定位等角度探讨对外新闻编译中叙事建构策略的具体运用,为提高我国对外新闻编译传播效果探索新的策略和路径。     

编译在软新闻汉译英中的应用

翻译实践中常常看到一些译者在英译汉语软新闻时并未遵从传统的翻译理论 ,而进行了大胆编译 (删除或增加某些内容 )。本文从软新闻的文本特点及其传播功能出发 ,通过对中英文化差异制约软新闻宣传效应的实例分析 ,认为软新闻独特的文本特点、中英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以及软新闻对宣传效应的刻意追求 ,使得传统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有时在英译汉语软新闻时失效 ,而编译则在此领域有用武之地     

编译在网络消息英译中的应用

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语言表达,新闻报道理念等方面的不同,网络英语消息的英译需采取编译的方式,按照西方新闻报道的特点,以西方受众为本位,以真实客观性为原则,对消息原文的内容进行编辑和加工,采取摘译、增译、省译及改译的方法,正确处理消息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弱化消息的官方色彩,以达到最大化的对外传播效果。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论外宣资料的编译

编译是在读懂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编辑和翻译的过程,功能翻译理论为编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外宣资料作为一种实用文体,对其的翻译必须考虑译文语体、读者反应和译入语文化等因素,因此编译成为外宣资料翻译的一项重要策略,在翻译过程中也应遵循功能翻译理论的思想。在外宣资料编译过程中可采用增补、删减、重构等方法使译文既能忠实于原文又能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软新闻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文章从软新闻的文本特点出发,结合功能学派的目的论,通过软新闻汉译英实例来分析“创造性叛逆”现象,并总结出“编译”手段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策略,也是软新闻英译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表现形式。     

论译者主体性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从中国传统译史谈起

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是永恒的，即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之时，依然摆脱不掉它的操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存在程度差异性。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译史上的典型译例，可以发现：一方面译者翻译行为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操纵，另一方面译者总是发挥一定程度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程度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制约等文化因素存在关联性。     

协商与抵抗:文化身份视角的新闻编译策略

文化身份是一个文化群体成员对其自身文化归属的认同感,为跨文化语境中编译者主体对原作新闻的理解预设了一种“前理解”。在英汉新闻编译中,特定文化身份认同作用于话语转换实践,决定了协商式和抵抗式编译策略的选用。     

论新闻翻译中译者的行为

新闻翻译是国际传播活动的实现手段,因此其译者也成为传播活动的一员。这一角色的扩大,让新闻译者的行为不同于普通译者,其行为要受到赞助者的牵制,并成为信息把关人,有时甚至要对受众主动施加影响。     

周瘦鹃的西方“哀情十记”：周氏《心弦》编译考论

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核心作家,以著译哀情小说闻名,世称"哀情巨子"。周氏编译的《心弦》收录西方小说十篇,却鲜有相关论述。经考证,作为"我们的情侣"丛书之一的《心弦》,选择编译的十篇小说均为经典之作,其主题与周瘦鹃的"哀情"文学观密切相关。从《焚兰记》、《赤书记》与《重光记》的译本分析可以发现,周瘦鹃的悲情初恋、惨情叙事与言情模式等人生体验与文学理念融汇到《心弦》的编译之中,透露出译者的"哀情"情怀。对《心弦》编译的考证与论述,既可以补充文学编译史的疏漏,又可以丰富周瘦鹃"著、译、编"的全方位研究。     

论新闻翻译中译者的行为

新闻翻译是国际传播活动的头现手段，因此其译者也成为传播活动的一员。这一角色的扩大，让新闻译者的行为不同于普通译者，其行为要受到赞助者的牵制，并成为信息把关人，有时甚至要对受众主动施加影响。     

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无形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原著与译作的对比,将翻译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然而翻译研究决不能忽视语言外的因素。本文对意识形态与翻译量、翻译选材以及翻译策略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描写与分析,以期说明意识形态以无形的力量对翻译所起的操控作用。正因为受到这种操控,译者才会选择有意误译、节译、改译等一些非常规的翻译策略。     

抗战文化场域下重庆诗歌翻译活动及其译者惯习考察

布迪厄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的引入有助于分析翻译场域和译者惯习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诗歌翻译场域与译者惯习关系契合或失和的考察，着重指出译诗的选材、诗人国别以及主题的选择和语言形式均受制于抗战文化场域的规则，同时译者惯习能动地建构和形塑翻译场域，投射出译者的主体身份和翻译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