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家族主义与生活满意度等的相关研究

采用家族主义认识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576名大学生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家族主义的城乡差异以及家族主义与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繁衍家族因子上,农村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大学生;家族主义与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通过回归分析发现,领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对家族主义与生活满意度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青年农民工心理症状及影响因素:未婚与已婚的比较

本研究采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症状自测量表对407名农民工进行测量,探讨农民工心理症状及影响因素,并比较未婚与已婚的差异。结果发现:(1)农民工心理症状整体上处于严重状态,社交回避及苦恼较为常见,社会支持处于一般水平,未婚组与已婚组有显著差异;(2)农民工社交回避及苦恼与心理症状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心理症状、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都呈显著负相关,未婚与已婚组的相关系数有较大差异;(3)未婚农民工的社交苦恼直接预测心理症状,已婚农民工的社交回避与社交苦恼都直接预测心理症状,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已婚者保护心理健康更有作用。     

自卑感对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社交回避与苦恼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自卑感对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及社交回避和苦恼的中介作用,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自卑感量表和社交回避和苦恼量表对660名本科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女生在手机成瘾、社交回避和苦恼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在手机成瘾和自卑感得分上,大二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三学生;在社交回避和苦恼得分上,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学生。（2）自卑感、社交回避和苦恼与手机成瘾显著正相关。（3）自卑感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手机成瘾,社交回避和苦恼在自卑感和手机成瘾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Aitken拖延问卷（中学生版）对321名农村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学业拖延呈显著负相关；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能显著预测学业拖延；主观幸福感在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在灾区中学生创伤后成长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摘要］采用修订后的创伤后成长问卷（PTGI）、领悟社会支持问卷（PSSS）以及自编震后创伤暴露程度调查表对汶川县430名震后初中生进行调查,旨在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在创伤暴露程度和创伤后成长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主观害怕程度对创伤后成长有正向预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害怕程度与个人力量、生活欣赏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主观害怕程度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家支组织与社区重构 ———以凉山州昭觉县城北镇沐恩邸社区为例

在彝族社会发展历程中,家支曾作为一种传统制度长期存在并承担全方位的社会职能。 精准扶贫以来,贫困群众搬 出大山进入搬迁安置社区,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发生重大变化,但家支仍影响着安置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城北镇沐恩邸社区及周边代表性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为例,通过实地走访、案例调查、文献研究,分析在社区重 构过程中家支对社区群众易地搬迁、政治参与、社会交往、生产生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明确家支在社区重构过程中的辅助作 用,并从转变家支角色、规范家支取向、发挥家支作用、弘扬家支文化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更好地引导搬迁群众融入新的社 区生活。     

应对效能、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压力应对的关系

以450名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应对效能、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压力应对的关系。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具有较高应对效能感和较高领悟社会支持感的大学生倾向于采取解决问题和求助等问题指向的应对方式;反之,则倾向于采取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等情绪指向的应对方式;领悟社会支持既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压力应对方式,又通过应对效能对应对方式产生间接影响,应对效能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之间起中介效应作用。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

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即将全面进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可致富”“能发展”的后搬迁时代,工作目标的达致依赖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从社区营造视角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通过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实现搬迁户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具言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聚焦在三个层面:社区主体层面,营造社区多元主体并促进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从而激发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社会空间层面,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生计空间等多维空间,在社区秩序、社会交往和保护性生计的营造中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生计安全;社会关联层面,营造紧密利益关联并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促进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体 社会空间 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导向不仅是一种强化社区移民之间社会和心理联结的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融入共同性的经济发展与能力建设的发展共同体。     

社会支持与农村家政工人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实证研究

家庭服务业是农村劳动力有序向城镇转移的重要一环,家政兴农计划推进也是城乡双向循环的转化体现,农村家政工人作为参与主体,其生活满意度既是关乎城镇劳动力输出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县域乡村振兴辨析的基础。本研究综合多个量表对375名家政工人进行了实际调查,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建立中介模型来分析社会支持网络构建中家政工人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影响路径,对乡村振兴建设的制度化领域研究提供相关对策。研究表明,农村家政工人的生活满意度受部分人口学因素干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生活满意度越高;工作投入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及支持政策的制定要适度包容低技能服务行业,加强精细化管理,注重民间社会组织力量的协调作用,有效助力政府建立建全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系统。     

论水库移民的社会适应性调整

移民非自愿搬迁到在安置区安居乐业、发展致富 ,是移民长期进行社会适应性调整的过程 ,关心和支持移民的社会适应调整过程 ,对于恢复和发展移民社区的生产、生活、社区文化和社区网络结构都有重要的意义。该文总结我国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移民管理的经验 ,阐述了水库非自愿移民的社会适应调整与搬迁条件、安置环境以及社会关心支持的关系。     

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路径——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脱贫攻坚重要政策之一,对成功实施精准扶贫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由易地扶贫搬迁引起的物理空间、生产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及心灵空间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完善配套制度和治理政策。对湖北巴东的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及其空间变化引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邻里关系空间及心灵归属等问题,需要从社区治理创新视角,探寻重构物理空间、再造生产空间、重塑社会关系空间、建构心灵空间的社区治理路径。     

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的共构——一项基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行动研究

立足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设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项目,通过与H县H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站工作团队的共同行动,探索如何基于理论工具、采用何种实践模式发展搬迁群众的社区社会资本。研究表明,社会工作介入可藉由社会心理恢复、邻里关系建设发展结合型社区社会资本,以社区参与引导、社区能动性活化发展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是结合型与桥接型社区社会资本循序渐进、双向互动的增长历程,也是信任关系、关系网络和社区共识3个因素彼此作用、相互依存的累积历程。随着重建搬迁群众彼此的信任关系、重构在社区中的关系网络、重塑互惠共享的社区共识,发展其社区社会资本,形成“人社配适”的新社区共同体,最终在搬迁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中使他们逐步融入安置社区,并且在整体社区福祉的增进中使得新环境更适合他们生活,真正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后续工作目标。     

空间理论视角下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结构困境与治理逻辑——以G省S社区为个案

以G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S社区为个案，基于空间理论构建“空间分异-空间解构-空间区隔-空间赋权”的分析框架，探究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空间变迁导致的结构困境及治理逻辑。研究发现：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异，使其原有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解构，并催生新的空间区隔，使空间结构从血缘熟悉体到地缘陌生体转变，制约着安置社区共同体秩序的形成；应通过空间结构-空间关系-空间实践-空间发展的多重空间赋能逻辑，挖掘、整合和激活居民空间场域中的潜在动力，赋予空间流变基础上生产的物理、社会、精神和治理空间内在能量，化解易地安置社区共同体障碍并助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     

相对剥夺感和公正世界信念——SNS中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生的心理影响

在当前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社交网站(SNS)使用及其对个体的影响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与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相对剥夺感和公正世界信念在其中的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以712名大学生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公正世界信念能显著调节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直接效应以及相对剥夺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并且这两种效应在低公正世界信念群体中都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但能够深化社交网站使用影响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合理健康的社交网站使用和积极社会心态引导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安置满意度评价——基于AHP-模糊综合评判法

结合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的生活质量、扶持政策、居住环境、社会环境的调查数据,构建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生活的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有61.2%的移民对扶贫搬迁工作感到满意,但仍有38.8%的移民满意度较低,应增加搬迁补助、健全产业扶持、保障移民权益进而提高扶贫移民搬迁后的整体满意度。     

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影响——职业生涯探索与核心自我评价的作用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职业生涯探索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和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量表对65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职业生涯探索、核心自我评价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呈两两正相关关系;职业生涯探索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通过调节领悟社会支持,影响职业生涯探索,进而影响大学生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由此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的影响路径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个体中存在的差异。     

领导多重角色对领导效能和职业满意度的影响——兼论角色模糊和情绪劳动的中介作用

领导多重角色对领导效能和职业满意度具有影响，角色模糊和情绪劳动在其中也具有中介效应，但是它们的运作机理机制尚需深入探索。以385位领导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和MPLU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领导多重角色对领导效能和职业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角色模糊在领导多重角色与领导效能之间以及在领导多重角色与职业满意度之间均起中介作用；情绪劳动在领导多重角色和领导效能之间起中介作用。在管理实务中，身兼多重角色的领导者不仅可以通过厘清角色边界、降低角色模糊来提高领导效能和职业满意度，还可以通过加强情绪劳动来提高领导效能。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发展性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探索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农民由传统村落居住转向城市社区生活，居住空间转型推动了“上楼之后”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塑，在形成稳定有序的秩序基础上，搬迁人口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安置社区治理的新议题。本文基于对贵州省铜仁市跨区域搬迁安置社区的考察，指出该类社区的特殊性和治理难题，基于发展性视角，从生活秩序的生成与建构、保障与服务的加强、经济与能力的提升三个方面来分析社区治理的机制，并指出社区治理实践的限度，进而提出从制度与生活契合、多元共治格局以及由治理走向发展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后续的社区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