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流散文化中民族性的消解与重建——兼谈斯图亚特·霍尔的流散理论

民族性问题是当代流散文化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流散文化理论消解了传统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建构了民族的新维度,即混杂性、文化间性与政治解构性.斯图亚特·霍尔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理论家,提出了新民族性的主张,并将电影叙事看作新民族性的表征,体现了当代流散文化理论的新维度.     

后殖民生态政治：《抵达之谜》的动物书写

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的著作《抵达之谜》通过后殖民语境下的动物叙事,探讨了殖民冲突与文化融合,凸显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理想。小说中的动物表征,引领读者建立跨物种的情感联结,强调了“动物有灵说”理念下动物的主体性;同时,奈保尔通过动物与殖民地人民生命权力的丧失,暗示了二者被他者化的命运同构。基于动物与人类的形象指涉,小说刻画出后殖民时代前殖民地和前帝国的社会危机,并解构了传统的英国性,展现了兼具流动性与全球化趋势的后殖民生态政治。从作者对后殖民生态政治的建构来看,《抵达之谜》的动物书写挖掘了种际道德,成为奈保尔在后殖民语境下对霸权主义的有力回击。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评贾平凹新作《古炉》

日常生活视阈下的“文革”叙事是《古炉》的一个创新。这一书写方式既摹写了一幅乡村“文革”生活的全景图,又在不动声色的日常铺排之中展现了升斗小民驳杂、坚韧的生存景观。乡村日常与“文革”叙事的自然合谋,构建了新的“文革”叙事范例。它不仅意味着农村这一新的“文革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拉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利于进行政治与人性的多重辩证思考。     

“羊皮纸叠写”视角下的拜厄特与沈从文

羊皮纸叠写作为一种历史隐喻,为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延展性的“求异”阐释路径。通过对拜厄特《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的湘西书写进行叠写性解读,可以阐释《晒干的女巫》与沈从文湘西文本之间的叠层关系及两位作家叙述意图的不同：沈从文更注重袪魅,以凸显湘西的民族特性;拜厄特更关注对当代西方社会精神匮乏内在根源的认识,通过拼贴、创造性改写、语图叙事等叠写技巧,肯定一种利奥塔式的“瞬间”崇高美学,以“不可呈现的呈现”复魅生命的崇高。     

評三种歪曲孔子的理論

<正> 歪曲孔子的理论是形形色色的。为便于叙述起见,不妨把本文所评的三种理论简称为奴隶制复辟论、反封建的农民政治思想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滞缓论。这样的简称着眼只在概括它们的主要内容,而不在概括它们的全部内容。奴隶制复辟論奴隶制复辟论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复辟的表现,把孔子看成中国奴隶制复辟最主要的思想代表而称之为“奴隶制复辟狂”。这种理论是在五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在六十年代之初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的孔子讨论会上,少数持有这种理论的人还受到大多数讨论者的反对(见《孔子讨论文集》)。但是到了“四人帮”大搞其影射史学的时候它却风行于中国大陆,而举世震惊。杨荣国提倡这种理论的文章《孔子——顽固     

论李昂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李昂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借政治、历史等题材书写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其后殖民叙事展现当代台湾社会女性的迷惘与虚妄,而其政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通过身体政治消解男权话语中心的策略使身体具有了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意涵,李昂还通过重塑历史表达女性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历程艰难.其创作实践丰富和拓展了女性写作的空间,作品中的现实人文关怀对当代大陆女性作家写作具有启发意义.     

论《拉维尔斯坦》的艾滋叙事与当代芝加哥知识分子品格

索尔·贝娄最后一部小说《拉维尔斯坦》以艾滋叙事的方式回忆生前好友、知名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教授的学术人生,学术界对此的争议在于文学叙事的伦理选择。贝娄借用艾滋叙事的隐喻方式书写文学人物所再现的当代芝加哥知识分子品格,在后现代的“文化战”中反映对生命政治的人文理解,并且以亚里士多德式的品格呈现贝娄式虚构叙事的修辞术。     

历史”的逃逸、“自然”仿像性与 “景观”的自我殖民———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另类迷失与出路选择

在新世纪武侠电影十几年的实践中,历史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武侠”丧失内功的主要症结。这种缺失,一方面导致武侠电影只能在征调自然景观、历史景观的装饰性上努力,通过“自然”的仿像性实现对“历史”的改装和消费;另一方面,历史深度意义的丧失和景观造成的大众价值观的自我殖民,也进而为各种意识形态在武侠文本中的肆意畅行进行美学护航。以《聂隐娘》《师父》为代表的“作者化”转型,能否成为武侠电影的出路选择,同样值得商榷。     

论《月光狂想曲》中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

当代犹太裔美国作家迈克尔·夏邦在《月光狂想曲》中以后记忆的手法再现大屠杀,不仅巧妙融合了史料、记忆与虚构想象,还融入了美国价值观和精神,呈现大屠杀叙事的“美国化”特征。夏邦通过家庭后记忆书写,展现犹太苦难与救赎话语同美国英雄主义的紧密联系。在太空竞赛时期的政治背景下,一方面将大屠杀事件内化为美国的联盟后记忆,另一方面积极反思美国的道德责任。然而,在尝试通过温情的文学想象以“面向未来”时,夏邦却削弱了大屠杀的严肃性,迎合美国文化多元性的需求,掩盖了美国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也暴露了后记忆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夏邦的《月光狂想曲》超越了对大屠杀事件本身的探讨,更多关注于大屠杀历史与美国价值观的结合与共鸣,为当代“美国化”的大屠杀叙事提供了案例。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超现实与梦的玄学——格非小说《锦瑟》的诗词再叙事

格非的《锦瑟》在当代小说史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形式——诗词典故的小说再叙事。时间和梦境的时空轮回是《锦瑟》的叙事语法,但格非的叙述智慧总是穿越形式迷宫抵达对存在的形而上之思,梦的召唤也是现实的召唤。记忆与梦幻的超现实书写,成为格非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向度,它试图证明“幻想的领域与神智清醒的领域具有同等重要的现实性”。     

行进中的家园书写——加勒比流散文学的变迁研究

家园书写是流散文学创作亘古不变的主题。作为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加勒比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因此,其文学中的家园书写在全球化流散背景下极具前瞻性意义。加勒比文学中的家园书写形成过程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变迁,时间跨度约四百年,前后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真实的家园再现为特点的殖民书写、以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为特点的后殖民书写和以想象中的家园梦想为特点的流散写作等。     

鼓吹“韦编三绝”就是要“克已复礼”

春秋末期,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代。奴隶主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孔老二却到处奔走呼号,妄图改变这种历史趋势,挽救崩溃了的奴隶制度。《史记》《孔子世家》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老二象抓住了一     

纠缠于抛弃与回归的“家园”书写——流散视阈中评卡里尔·菲利普斯的《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

卡里尔·菲利普斯《最后的通道》和《一个国家的独立》虽在题目、人物性别和内容上不尽相同,但从流散视阈中看二者堪称“家园”书写的“连环册”。《最后的通道》中雷拉的流散方向是从“移出国家园”到“移入国家园”,随之又指向“移出国家园”。《一个国家的独立》中弗朗西斯则从“移入国家园”到“移出国家园”,随之又指向“移入国家园”。二人迁徙方向首尾链接后呈现出“连环册”式的“家园”书写特点。通过其菲利普斯思考了流散群族的命运问题。同时他还就英殖民统治的特点和英国加勒比黑人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米亚·科托小说《梦游之地》中的文化政治景观书写

小说《梦游之地》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作家将长达十六年的莫桑比克内战作为小说叙事背景,以精妙的叙事结构和对语言的改造探寻了殖民大陆身份认同的出路与可能。可以看到,作家米亚·科托在文字中重建了莫桑比克整个国度。在文本细读和对文本历史语境的考察基础上,以"文化政治"切入,具体分析作家在其小说中书写的系列政治景观,即语言政治、身份政治、空间政治,继而探究作家在字里行间所传达关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声音与话语。     

流散与文化认同——《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评析

多米尼加裔美国作家朱诺·迪亚斯的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以多米尼加共和国遭受的殖民侵略与独裁统治为背景,描写了多米尼加流散群体受到的历史与现实的创伤。小说中过去与现在交替、人物的"缺失"与"再现"并存,不仅重塑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历史以及奥斯卡家族历史,还展现了流散者在美国遭遇的文化冲突与边缘化境遇。种族、阶级与文化差异以及无法逾越的他者身份造成流散者的文化归属与认同陷入困境,而多元的文化背景使杂交性的文化认同成为渴望寻找自己文化定位的流散者的一种生存选择。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危机年代的中国叙事——以《中国的一日》为中心的讨论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转变的关键时期,1930年代集中出现了诸多中国叙事,折射出有关中国出路、民族复兴的不同思考路径。其中,在所谓“一九三六年危机”时刻,受到苏联《世界的一日》启发而编辑的《中国的一日》,以左翼视野下独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经验,有力地回应了其他政治与文化力量规划的中国阐释。茅盾等人以“一日史”方式书写充满危机的“当下”,通过将“极平常的一日”同步为“革命的一日”,打破了同质的、空洞的线性历史观,为“中国的一日”创造了必要的叙事时间和空间,并将左翼革命进一步渗透进有关日常生活的书写之中。通过《中国的一日》,左翼文化人不仅在危机时刻捕捉到新的历史动力,继而打造出有关中国叙事的有效方式,而且为实现国族建构和现实认同进行了一次广泛性的政治实践。     

生存策略的求证：解读《宠儿》

《宠儿》的构思是独特的.在《宠儿》中,莫里森没有写未来,而是转向历史,这一行动本身具有社会意义.美国黑人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逃避奴隶制这段黑暗历史有关.莫里森在这一长篇中尝试通过直面过去奴隶制的"鬼魂"来让它安息,并告知人们:黑人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与此同时,作者独具匠心的叙事话语为小说附着了难以言尽的美感,从而较好地履行了一个文学家必须具有的社会责任.     

南亚裔流散作家“9·11文学”的政治书写

“9·11事件”后,文学成为南亚裔流散作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有效场域,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保有文学价值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蕴。在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南亚裔流散作家必须跳出政治语境对文学话语的桎梏,在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文学创作的虚构性之间寻找平衡;同时,弱化政治话语对人物情境的预设,从形象塑造的细节处入手,丰富人物个性化与群相特征,避免人物脸谱化倾向;此外,拉开与美国作家创伤叙事的距离,立足于流散作家的双重身份,论证创伤过程反向发生的可能性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