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脱节城镇化",农民未及时转变为市民的"伪城镇化",产业与城镇不结合的"被城镇化",缺乏绿色先行的"不可持续城镇化"。当前应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不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五环一体”视角下县域城镇化建设研究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县域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黄金期,城镇数目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在欣欣向荣的城镇化进程背后,却出现土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恶化、被城镇化的农民就业与养老等一系列矛盾,使得新一轮县域城镇化推进面临一定的阻力。要改变“土地城镇化,而非农民边缘化”的状态,就必须在制度、体制机制等不同层面不断创新,以期构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生态化“五环一体”协调发展的县域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历程可分为"规模扩张"的传统城镇化阶段和"质量提升"的新型城镇化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到十八大之前的传统城镇化,在推动城镇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空间结构不合理、农业农村现代化滞后、土地财政快速扩张、资源低效利用与环境污染等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是高效、包容、绿色的城镇化,本质是以人为核心提高城镇化质量。近年来,新型城镇化在实践中取得积极进展,成为拉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西部农业大省人口城镇化的挑战与选择——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等西部农业大省城镇化水平较低,而其人口城镇化又远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进程,这是由传统的以征地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所决定。为了实现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均衡发展,进一步平稳、有序、公平地推进人口城镇化,必须着力构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让农民带着财产权利有选择性地进入不同类型的城镇,同时给予农民工与本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城镇化政策。     

就地城镇化的特色实践与深化路径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山东省增强县域经济支持能力、发挥示范镇建设带动作用、积极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形态以及充分重视产业园区配置,形成以就地产业发展、就近人口转移、本地就业转变为主要特征的就地城镇化格局,以小城镇以及新型农村社区为节点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成为全省城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环节。相对于中心集聚型城镇化方式,就地城镇化实现方式更有利于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各地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就地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也需要在深化认识的前提下科学规范、搞活做实。     

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异地城镇化"和人口向特大城市集聚的特点,由此也导致了"农民工"和"留守现象"等一系列问题。应该依托地级市和县级城镇,促进人口集聚,并鼓励有条件的小城镇和村庄就地改造,探索就近就地城镇化模式,一方面可以降低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和成本,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农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同时,就近就地城镇化也符合当前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就近就地城镇化符合城镇化人口流动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福建省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城镇化的表象是城镇土地外延扩张的土地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指人口在城镇的集聚水平。从我国城市发展最近十多年的历程看,城市(城镇)建成区快速增长,但城镇集聚的人口明显滞后;同样,福建省也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现象。研究分析表明,2005至2010年福建省多数设区市存在土地城镇化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现象。此外,近年福建省23个城市不同程度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问题。最后,对福建省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成因进行分析。     

40年来我国城镇化的演变特征及未来发展思考——基于产业转移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劳动力流动经历了由离土不离乡—东南流—回流的转变,产业布局体现为由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东部产业集聚—产业内迁的演变;受此影响,我国城镇化道路也形成了由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发展模式—90年代集中型城镇化模式—21世纪以来城市体系分散化的趋势。当前产业内迁与劳动力回流趋势促使城镇化重心偏向落后农村区域,因此,城镇化发展重点要由大城市到乡村振兴转变,城镇化的空间布局要由集中的城市区域向分散的农村地区延伸,这将成为改善城镇化结构与区域趋同发展的契机与出发点。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选择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为研究切入点来衡量河北省城镇化发展情况,研究二者协调发展状况。发现河北自2005年以来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持续上升,从2007年起,土地城镇化指数增加速度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指数增加速度,逐年效果积累,在2011年土地城镇化超过了人口城镇化,并对二者协调情况划分了具体的阶段和类型,分析了深层次的原因。     

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及其推进:湖南个案

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和难点。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实施了低成本战略,以"绝对成本优势"确定产业定位,以"比较成本优势"招商引资,以"低风险成本"助推产业扩张。在推进城镇化时,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从降低交易成本切入,亦实施了低成本战略。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城镇化路径,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提供了如下启示:城镇化发展要以工业化为依托、不可盲目造城;工业化发展必须因地制宜、立足本地优势;推动城镇化政府要有所作为,更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     

城乡结合部与就地城镇化：推进模式和治理机制--基于北京高碑店村的分析

就地城镇化应当说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它有助于弥合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均衡。在就地城镇化的多种形式中，城乡结合部的就地城镇化是比较复杂的一种类型。城乡结合部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亦城亦乡，给其就地城镇化带来了特殊的现实困境和治理难题。本文以北京高碑店村为例，着重对城乡结合部的就地城镇化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就地城镇化的进程中，高碑店村“产业先行”的推进模式和“协商民主”的治理机制，让老百姓掌握了城镇化的主动权，变“被动城镇化”为“主动城镇化”，不失为城乡结合部就地城镇化的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     

城镇化进程对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在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农村青壮年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流动的结果必然会加快农村老龄化进程,延缓城镇人口老龄化,从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对此,应采取积极的人口应对策略,以缓解未来养老压力;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保证上积极应对城乡老龄化;加快和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缓解农村老龄化;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提高老年人自我养老能力。     

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嘉兴市海盐县为例

本文试图探究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影响因素,提出增强农户"就地城镇化"意愿的措施和建议,为推进就地城镇化提供参考。基于就地城镇化等理论,总结了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制约因素,提出了研究假设,并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对海盐县244个农户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制约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的因素包括:社会保障、生计转型、城镇谋生能力、生活货币化、生活环境变化、原有生活方式和习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补偿标准、一户一宅居住、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子女受教育有利于农户"就地城镇化",而户籍制度、预期经济收入、原住居民偏见与歧视、田园劳作情怀、民主政治生活权利等问题并不对农户"就地城镇化"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本研究结果为探究就地城镇化模式,提高就地城镇化效率提供了借鉴。     

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研究

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资源型城市存在着产业低级单一、二元结构突出以及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城市战略定位是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不同阶段发展动力的有序更替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的永恒动力,聚集与扩散的交替驱动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动力,城镇功能的完善与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城镇化的强化动力;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由单一专业化向经济多元化、资源型向综合性转变,必须实行工业化拉动、农业推动、科技创新驱动和政策促动。     

地区收入差距、剩余劳动力流动与中西部城镇化战略——基于中国区域发展的经验对托达罗-菲尔茨模型的扩展

我们以中国人口流动的经验为依据,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和菲尔茨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在扩展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西部城镇劳动力市场与东部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增长率之阃的相互关系.通过计量检验我们发现,中西部就业增长率的增加对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效应比东部更为明显.由此,推进中西部城镇化战略以扩充中西部城镇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不失为目前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可以考虑的战略思路.     

就业结构转变与城镇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由农村人口占多数向城镇人口占多数(城镇化水平达到50%),保持就业结构顺利转变,促进可持续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一阶段经济和城镇化可取得较快的发展,就业结构的转变逐渐使各产业的就业偏差缩小,并且进入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时期。鉴于目前的发展状况,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非农就业比重,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文运用granger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现阶段工业化与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较明显,而城镇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目前,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水平总体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二者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协调水平较低。制约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体制性及机制性因素、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不足、城镇化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以及产业升级与城镇化发展没有实现有效结合。为此,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推进的有机结合。     

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

近几年,省直管县改革向纵深推进,取得突破性进展,政策红利日益显现。但省直管县改革在发展定位、改革动力、实践方式、市县间关系处理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深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需要着眼于新型城镇化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明晰其助力县域就地城镇化的定位;加快顶层制度设计,完善配套制度与工作机制;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构建省直管县改革的多元实践形式;协调利益关系,构建市县政府合作共享发展的新机制。     

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距:新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含义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深刻的制度变迁,也是各国区域发展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整体进程不断推进,优化了城乡经济结构,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但地区间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其制度因素在于:改革执行进度不一,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外部发展环境缺失,欠发达地区难得实惠;政府政策倾斜有别,贫困地区缺乏支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必须打破原有制度"锁定",作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快速城镇化能同时带来农地规模化吗?

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日韩台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只有一国制度、经济、社会等综合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才能全面推进。目前我国由于缺少"拉力"作用的政策,滞后的城镇化无法使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向城镇,低端的产业结构无法吸纳更多的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使得农民的非农经营性收入提高缓慢。加之社会保障、住宅等基本公共事业的非均衡发展,加重了农民生活负担,延缓了农民离农的速度。因此,目前我国处于农地规模经营的初级阶段,全面推行并非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