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从统治主体与客体关系看儒家的理想国家论

儒家追求的理想国家是"生命共同体、教育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有机结合的整体。作为统治主体的"君主",应充当民之父母的角色,服务于作为统治客体的"民","士"作为统治集体的一部分,以其独具的独立、自律、主动、未受任何权力和关系制约的特性,辅佐君主的同时,又对最高统治主体起到牵制作用。民作为"国之根本",是统治主体权力的根源所在。"君主"与"士"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修身、排除私欲、归"人民"于"道心",才能真正化解统治主体与客体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天下太平,建立和谐的国家。     

从"统治术"看社会政治结构设计与政治资源配置

政文同构、政法同构、政经异构和“差异”是保持一个社会稳定均衡运行的关键,其微观基础在于实现“理”、“力”、“利”的不同配置。苏共丧失政权和国民党的“黑金”政治都同“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紧密相关。本文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差异”政治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了新见。     

冲突与融合:城市空间与族际关系的社会学

人口的空间分异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从空间分异的原因出发,社会学者反思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即空间的隔离与社会的距离相符;空间分异不仅反映了现有的族际关系,也会导致相应的社会后果。在社会学者看来,城市的空间规划包含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一方面,城市的"空间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族际关系;另一方面,族际交往的空间障碍可以通过政府的介入予以调节。在西方国家,城市空间的重构主要体现在住宅规划和住房政策的制定上。这些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也为中国调控空间分异提供了有益启示。     

自然试验与“仁慈统治”:19世纪中后期英属印度金鸡纳种植业的兴衰探析

19世纪中期,为加强在热带地区的殖民扩张,推动英属印度的"仁慈统治",英国殖民部、英国皇家植物园以及英印殖民当局通过艰苦努力,将原生于南美洲的金鸡纳移植到南亚次大陆,在尼尔吉里斯、锡金与锡兰等地开辟金鸡纳种植园。殖民者对自然科学与管理知识的运用促进了金鸡纳种植业在60至70年代的繁荣发展;山地生态环境中的劳动力因素与极端气候的变化造成了金鸡纳种植业的逐步衰落;国际市场的变动进一步加重了私营种植园主的压力。金鸡纳移植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体现了英印殖民者努力克服社会—自然限制并加以适应的过程,它促进了金鸡纳药物以及植物科学和医学知识的积累,展现了英帝国继东印度公司之后探索新的统治方式的努力,也揭示出山地社会-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互动。金鸡纳的种植未能实现英属印度"仁慈统治"的理想,并给当地社会生产模式与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后果。在世界近现代帝国构建与全球交流中,非西方世界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类别中的关系: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从人类学看儒学与家族社会的互动

潘光旦先生在1947年和1948年,关于"伦"的文字缘由和社会文化意义,曾撰文强调"伦字适用到社会生活上,实在有两种意义,一指类别,二指关系,关系的产生是在类别的认识之后"。在此基础上,我们从类中有推、推中有礼,类以群为本、推以家为轴,类中有序、序中有辈以及类别还在延续,关系以"和"为贵等几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对关系的维护,并且可以发现一套有序的儒家文化伦理以及家族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套文化伦理也是汉族社会延续性形成的动力所在,而这一延续的特点正是"家族化的公民社会"的基础。     

从政治形态转型看马来亚种族经济政策的演变──马来亚的一百年:1869～1969

本文旨在揭示：从英属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政治形态转型,导致马来亚种族经济政策的主导原则也发生了变化。英属马来亚是以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为导向．而马来亚建国及马来人在国家政治中获得主导地位之后,采取了偏向马来人的社会重组原则。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

2002年1月12日,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真正重视“逻先生”———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一文,呼吁“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由于“逻先生”这个提法比较新鲜,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和回应。在五四运动85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赵虹先生约我在《社会科学论坛》谈谈这个问题,并最好采用与学界同仁对话的形式。斌峰兄,在逻辑学界…     

市场化条件下身份格局的变化:分化、延续与转换--从身份的视角看中国社会分层秩序问题

市场化的趋势和各项制度改革在引发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巨变的同时,并未导致社会身份体制的简单解体.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原有身份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碎片化趋势,而且也发生着延续性和转换性的变化,身份原则在社会的利益分配中仍旧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显然会对社会秩序的性质、演变的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下地方绅民的反应及其关系网络——以咸丰年间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为中心的考察

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上进入湖南、湖北,当地民众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或是站在"异端"的反叛者一边,积极响应并投身到起义的洪流中去,成为太平军阵营中的"新兄弟";或是站在"正统"的官府一边,加入团练或湘军,成为维护旧有秩序的"中流砥柱"。本文通过爬梳清军俘虏的两湖地区太平军士兵的口供材料,以及其他相关地方文献,详细揭示了两湖民众"从贼"与"反贼"背后的动机、加入的方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等。研究表明,太平军和团练、湘军之间的斗争,可以认为是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就两湖地方社会言之,则更多的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双方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