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公务员违反禁止性规定订立营利性合同的效力——以学界通说和法院判决为评判对象

依照学界通说和法院的绝大多数现行判决,《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项规定对合同效力不生影响.该观点误解了公私法关系,合同法应在允许范围内为国家规制目标服务.将公务员违规订立营利性经营合同认定为无效,具有更明显的反对非法行为、隔断公务员与经济利益链接及实现立法目的的优势,且具有结果妥当性,能增加违法行为披露几率.基于我国国情,该类合同的效力应依客观标准统一认定为无效,与公务员是否滥用权力及耽误本职工作无必然联系.     

无效合同判断标准的法理学研究——以违反公序良俗为视角

无效合同的判断是合同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尽管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理论及实务中仍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和做法.公序良俗作为现代民法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概念和原则.理应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     

金融监管规章以“社会公共利益”之名否定合同效力——以伟杰天策股权纠纷案为例

行政规章不属于《合同法》中直接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这与金融业强调监管审查,但立法层级不高的现实产生了冲突。在此情形下,行政规章借"公共利益"的外衣否定合同效力成为司法裁判中可选择的路径。本文在商事案件的分析基础上,结合法律解释学的方法,选取了伟杰公司和天策公司的股权信托纠纷案,对其裁判思路进行分析。《民法典》"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实际上是"不违背公序良俗"具体化的表现,故违反规章进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合同也应无效。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价值性的不确定性概念,应作为兜底条款进行适用,并且在裁判说理中充分论证,避免得出违反规章等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结论。     

《公司法》规制董事自我交易的规范之类型——以强制性规定区分效力性和管理性规范为视角

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规范与管理性规范的观点与实践虽然仍有争议,但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于妥善处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的效力不但必要而且必须。《公司法》规制董事自我交易的第149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从其防止董事违法自我交易的立法目的、所禁止的行为有损公序良俗、所保护的公司利益具有优先性等因素看,应理解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司法》第149条第二款关于董事违法自我交易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的规定也反证了该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自动电文系统错误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以“卓越25元门”事件为例

从各国立法和相关国际示范法来看,关于自动电文系统的规定都遵循了自动电文系统的运作将约束其所有者或控制者的原则。尤其在相对人客观可理解的基础上,即使自动电文系统意思表示发生错误,仍应属其所有者或控制者有效的意思表示。关于自动电文系统错误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具体到本案,如果卓越网仅向订购人发出了订单确认邮件,则双方之间并不存在有效的合同,故卓越网有权直接单方面取消订单;如果卓越网已向订购人发出了发货通知,则双方之间的合同即已成立并生效,此时卓越网只能请求法院撤销或者变更合同,而无权直接单方面取消订单。     

中国“固有民法”之研究——以罗马私法为参照

中国“固有民法”是近代以罗马私法为参照产生的概念,其所对应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有关婚姻、家庭等身份关系和商品交易等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中国“固有民法”和罗马私法在表达形态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罗马私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体系化的民法典形式,并为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提供了理想模本.而多层次的中国“固有民法”以成文法典中零散的相关民事规定、民事习惯为主要表现形态.中国“固有民法”与罗马私法用不同的民法表现形态追求着“诚信”等相同的法律理念.近代以来,中国继受了以罗法私法为源头的德国民法典的表现形态.对中国“固有民法”和罗马私法两者之间差异性、相同性以及融合性的研究,其目的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继受德国民法的本土资源,以期为当下中国民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中西比较视野的逻辑支持.     

小说“意义”的生成及其现实转化——以《红岩》为例考察“一体化”时代中的接受及阐释如何进行?

自1961年面世以来,《红岩》便创造了发行量的奇迹,至今仍无哪部作品可望其项背,文章从对《红岩》接受过程的考察入手,探究小说在出版后的评论和传播中意义及意识形态是如何生成与实现的。经过考察,认为其间读者身份的模糊与游移使得貌似铁板一块的接受政治下潜隐的众声喧哗得以浮出水面。     

居间合同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及“跳单”——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号》为例

媒介居间可包含两个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居间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委托合同,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跳单”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但分为可归责与不可归责的两种。利用居问人的独家信息而“跳单”属于可归责的“跳单”。可归责的“跳单”,应当以损害赔偿作为代价。对独家委托也可以“跳单”。违反独家委托条款不能认为支付报酬的“条件成就”。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如何破解金钱之债引发的“合同僵局”——以聚富公司诉赛某、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为切入点

合同僵局并非伪命题，其在司法实践中真实存在。实践中由金钱之债引发的"合同僵局"时有发生。解除合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不仅可以使双方摆脱合同的束缚，免去诉累，也可节约社会资源，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遗憾的是《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尽管为"合同僵局"提供了解决之法，但该条无法适用于金钱之债引起的"合同僵局"。在实践之中面对此类僵局，不同的法院的裁判路径不尽相同，且皆存在不足之处。目前，金钱之债造成的"合同僵局"，最佳的路径选择应当类推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     

试论高校大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大”与“全”——以南昌航空大学为例

高校大思想政治教育观是高等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横向涉及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纵向涉及学生成长的整个过程。高校大思想政治教育观从理论解析上体现为＂三大＂即教学对象大、工作优势大和育人功能大,在实际中要求做到＂三全＂即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思政＂教育观的核心是创新。     

蒙古史诗的灾难意识与“刚”性之美——以汉译版本史诗为中心

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这种方式将蒙古族人民的灾难意识置于幕后,表现了一种面对灾难的独特心灵应对方式,即以对英雄及其活动的赞美、将自然灾难看做"天意"等方式来掩饰其悲剧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灾难意识背后有深厚的美学积淀,其缘由在于蒙古族人民审美观念中独特的"刚"性之美。     

行为入法的法哲学分析——以“醉驾”和“常回家看看”为例

站在法哲学的高度,立法的对象应该是外在的行为、行为的负价值、行为的可操作性、行为的主体间性。"醉驾"满足这四个条件,而"常回家看看"并不满足第二、三个条件。一部新的法律法规,应符合法律基本精神,符合社会发展的现状并体现一定范围的前瞻性,在平衡自由、权利、秩序、效率等局部性价值时,在总体上是正价值的,"醉驾"入法理由充足,"常回家看看"并无充分正当的入法理由。     

“双重嵌入”:国家汲取能力的新建构——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为例

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力量的增长和公共需求的日益多元使得党和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必须面对“不断增长的责任”与“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提升国家汲取能力,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汲取是应对责能困境的有效方案。透过对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中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双重嵌入”模式是提升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有效途径。“双重嵌入”模式将政府汲取资源的过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实现对掌控资源主体的广泛动员。第二阶段政府实现对资源流向及使用方式的精准调控。在上述两个阶段中,政府灵活运用结构性嵌入和价值性嵌入手段,先后两次嵌入社会实现资源汲取目标。政府“双重嵌入”汲取社会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社会利益共赢的过程。     

关于“文革文学”“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变迁——以五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新时期有关"文革文学"研究史,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一笔抹杀"阶段("空白论"废墟说");2、"替代叙述"阶段;3、"等级划分"阶段;4、"真正面对"(即"学术化")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革文学"叙述的变化,隐含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观念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可能性与曲折过程。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哲学思考——以高校“两课”教学为例

古今中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思想源远流长、内容极其丰富 ,可为高校“两课”教学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思想和历史经验。从广义认识论、解释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多重视域考察 ,启发式教学超越注入式教学的基本特点集中体现在教学的主体观、目的观、过程观、课程观、方法观、模式观等诸多方面 ,实现这一超越的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发现法、问题教学法、案例分析法和课堂讨论法 ,以形成和谐、协调的教学心理效应。联系实际探讨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历史发展、特点及其方法体系 ,对于高校“两课”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之论争——以教育领域为核心的考察

国民党进入训政时期后,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着力于掌控教育的主导权,在各级学校努力推行＂党化教育＂,从而引发了来自党内理论家以及党外知识分子的纷争与批判。这些不同的声音囿于国民党所建立的＂党国体制＂之内,但是无形中却侵蚀着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论网络热点事件负面信息的“魔弹”效应——以“李刚门”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很多事件在网络放大效应的作用下,由个别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当有关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时,负面信息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传播效果,这种现象与20世纪早期的传播效果理论"魔弹论"不谋而合。以"李刚门"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信息呈现出"魔弹"效应,折射出公众对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信息公开的渴求与期待。     

先秦寓言中“物”的叙事分析——以《庄子》寓言为例

先秦寓言中的"物",含义非常广泛,不仅包含可触可视的物质,还包括不可触不可视的物象与心象,它们蕴含了"象"思维模式,成为寓言运用比喻进行说理论道的载体。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寓言,大量出现充满神性的动植物、自然物象、神人等叙事要素,它们承担了"物"叙事的文化符号、主体性和实在性三种功能。以人类学为理论基点,从整体观、复原法的视角探究先秦寓言的"物"叙事手法,有助于理解寓言的"象"思维模式。而对"卮言"的文化原型物象陶均的考察,为先秦寓言"物"叙事提供了旁证。对先秦寓言的"物"叙事分析,不仅从中国视角拓展了"物"叙事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而且可以借助古代寓言的叙事方式为"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们找寻精神救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