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系统观下中国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内涵与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全篇的中心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切实推进必然包含法治现代化，在法治现代化中，行政法治的现代化不可或缺。以法哲学为基础的整体系统观的引入，为法治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方法论。中国行政法治现代化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牢固的实践根基、高远的价值取向。基于整体系统观的方法论视角，为推进中国行政法治现代化建设，在宏观层面上需从“理念引领—顶层设计—模式塑造”三个维度升级行政法治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打造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模式；在微观层面上需加快构建完备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持续健全高效的行政法治实施体系，逐步加强严密的行政法治监督体系。     

商法解释理论的基点、灵魂与法则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治工作的重心已经从立法论向解释论逐步转移,探索商法解释理论已经成为商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要任务。相对于传统民法,商法是以企业经营为中心,以资本运行为重心,以金融创新为趋向的开放包容的法律体系。商法不仅在事实判断、规则解释、漏洞填补、价值考量等具体环节具有相对特殊的适用法则,更拥有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多样性的解释资源,而商法思维正是商法解释理论的灵魂,决定了商法在制度实施层面的基本立场和气质。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转型期高校法治机制治理模式的运行机理

社会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全球化、大众化的时代特质和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为高校法治机制治理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契机.学术权威、行政权力和社会力量在高校权力格局中的此消彼长的博弈衍生出三种高校治理模式类型,各自优劣掺半,唯有进行法治机制的规范衡平才是高校在社会转型期的当然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与对策

社会发展正在推动中国社会控制模式从单一型向复合型、从依附型向自主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从人治型向法治型、从强调稳定型向强调和谐型转换。然而,由于转型社会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交织并存、共起作用的社会,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呈现出二元性,即控制主体、控制规范、控制手段及控制方式的“二元”,社会控制模式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推动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由二元走向一元。     

自然、生命、伦理与和谐：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六

中国传统政治学在求善为主的政治哲学指导下,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学--不是以权力规范为核心而是以社会和谐为追求目标;不是仅仅以人为对象而是包容宇宙万物的生命安置为整体对象;不是民族国家范畴内的权力分配而是求得整个世界(天下)太平的独特的政治学体系.这个体系以伦理规范为实现模式,呈现出强烈的普世色彩.     

PPP模式的法律实证问题探究

PPP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通过合作优化项目融资,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为目的,以特许经营权为基础,以实现双方主体双赢的新兴融资模式。近年来,PPP模式在我国发展迅速,以政府参与全过程经营的特点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然而由于PPP模式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缺乏成熟的实践经验和规范的实施标准,因此在运作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本文以探讨PPP模式参与主体的法律资质为逻辑起点,通过案例分析、数据统计、比较研究等方法,客观剖析了PPP模式现阶段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法律角色的冲突及协调、PPP模式面临的法律风险及种类等。最后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制定高位阶法律法规,建立多层级法律体系;完善投资回报合理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健全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多元化解决方式优势;规范项目信息披露规则,促使项目建设公开透明;加强政府信用保证,构建诚信政府、法治政府等,期待为政府和社会资本有效运作PPP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界定“法治”与“法制”——一个实践的要求

法治与法制是两个有质的区别的范畴,既不是法治被法制所同化,也不是法治概念包容法制概念,它们有自身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法治”是指以法律为核心,统帅其它社会控制手段的有机的社会控制状态,“法制”是指对民主状态的法律控制,同步于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如此界定法治与法制概念,一方面可以全面认识法治理论所强调的法律手段的社会控制作用及法制理论所揭示的宪政运动规律,另一方面,开拓了法理学体系的比较分析模式的道路。     

检察官的法治思维及其养成辨析

检察官的法治思维,涉及特定的思维主体,属于特殊的、独立的思维形态,其思维的涉围依赖于、附着于宪法和法律设置的检察职能,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受制于法律体系、机制框架制约。检察官的法治思维是检察官在运用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实体法规范、程序法规范、政策性规范、职业性规范、证据性规范、法律逻辑规范的前提下,通过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诉讼或非诉活动中对特定的监督主体运用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实现法律监督的思维外化;其突出地体现在依法、理性、科学的法治思维模式。检察官法治思维的目标性决定了其以司法公正、社会正义为职业价值追求。     

刑罚裁量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比较与选择

刑罚的法律效果本应包含社会效果,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二者是并列关系.刑罚的法律效果不等于机械适用法定刑,而是在法定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刑法原则、刑法精神、刑罚目的、量刑制度等因素确定宣告刑.刑罚裁量的法律效果注重的是刑罚的法治目的、正义价值与长久效果,其实质是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以犯罪行为与行为人为中心确定刑罚的轻重;刑罚裁量的社会效果立足于刑罚的工具思想、秩序价值与当前效果,其实质是在“法律、政策、政治”的博弈中选择了“政策、政治”,在“权利、权力、利益”的权衡中倾向了“权力、利益”,在“正义、秩序、效益”的冲突中迎合了“秩序、效益”.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时,选择法律效果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现状在法律文化的结构上表现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与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 ,法律文化建设的重心应放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上 ,而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过程中 ,能够长期存在下来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只能是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 ,从多样性的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基本特征和发展动力来看 ,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 ,当代中国将生成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的、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是实现农村社会绿色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主体法治理念缺失、法律规范体系不健全、法治实施效率低、法治监督体系不严密等四大现实困境。破解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现实困境,须从彰显科学的生态文明法治理念、构建完备的生态文明法律规范体系、建立高效的生态文明法治实施体系、构筑严密的生态文明法治监督体系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我国量刑规范化发展态势初论

随着我国量刑规范化的探索与实践获得稳步推进，下步改革的展开和深化进入了实质性的攻坚阶段。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量刑规范化发展的态势十分重要。以最高法院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为牵动，各省法院在试点和试行过程取得了积极成效和经验。最高法院在相关量刑指导意见中，首次提出基准刑这一操作性概念。这是面对中国法律和司法问题之范畴和实践的双重创新。我国现行量刑规范模式，应当且正在向以量刑实体规范为核心，量刑案例指导为辅助，法官适度裁量为补充，量刑程序控制为保障的四维聚合量刑规范模式迈进。     

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

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党内法规实施效能的提升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回应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与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的新要求,明确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的新使命、新任务,是当前党内法规实施的重心所在.党内法规实施效能的提升,以党的领导根本政治保证与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法律保障的有机统一为前提,以党统领战疫全局、协调各方执法力量为基础,以强化疫情防控督查检查为支撑,以党法协同为路径,从协同效能、补强效能、监督效能的提升出发,形成党内法规实施体系建设整体合力.通过党内法规与疫情防控法律的统筹衔接,以及党内法规实施全链条中的复合型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为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西方回应型法对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期,西方民事司法日益超越传统法治的界限而发挥着更为显著的功能。法院以创制实体法、形成新政策的功能,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法治的危机,促进西方社会的法治秩序从自治型法迈向回应型法。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面临着法律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矛盾,而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也暗合了迈向回应型法的潮流。在此过程中,民事司法的当事人参与原则发挥着法律秩序正当化作用,民事司法的模式也逐渐由传统的裁判型向参与型转变。我国可以借鉴参与型审判模式的特征,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增加当事人的参与性。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法治视野下的中国法律"多级化"问题

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现代化不但要求有法可依 ,而且要求有“良法”可依 ,这对法律规范体系的整体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 ,中国法律体制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虽然经过 5 0多年的法制建设 ,部门法律的体系堪称齐全 ,但立法质量却参差不齐 ,而且因为立法利益的多元化 ,立法主体的多级化 ,造成我国法律规范层次复杂、体系庞大 ,以及规范内容相互冲突等不利于法治发展的情况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