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城乡之间——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苦难叙事

＂乡下人进城＂早在城乡差别产生之时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之一。新世纪小说中有关乡下人进城书写,展现了进城乡下人在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中陷入身份危机、生存两难、游荡漂泊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境遇,体现出作家对进城乡下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现实关注和人文关怀,隐含着作家对城市化语境下乡土叙事的思考与探寻。     

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都市文化批判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乡土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型的过程.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忠实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于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我们可以读到许许多多"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在新世纪,随着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以"乡下人进城"为主题的小说更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这些小说大都展示了进城后的乡下人在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冲突中的尴尬处境.其中有部分佳作延续了"五四"的启蒙和人道主义传统,从权力文化、消费文化与契约文化等角度对当下的都市文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展示了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实绩.     

"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

"乡下人进城"在当下备受关注成为显学,但是,无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文学表述,"乡下人进城"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休戚相关.与百余年文学历史相消长.不仅如此,实际上.当城市/乡村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地域实体一经产生,它所勾连出的命题就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延展,而常常是多维度的发散、往返、双向互动等等--至少,与"乡下人进城"(以下简称"进城")并存共生的,还有"城里人下乡"(以下简称"下乡")这一不容搁置的历史、文学存在.当然.本文无意于勾勒"乡下人进城"及"城里人下乡"百余年的文学脉络,只想撷取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作一解读.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出现了一个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其"乡土现实"题材有"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土地问题"和"乡土生态与环保"等八个叙事"热点"。每个叙事"热点"都是对中国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由于"电视剧作者"的有机构成、创作成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国家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不同,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叙事就有不同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由此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貌,也存在诸多叙事问题。     

迁徙的经验与现代化的梦想——从知青下乡到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

中国20世纪下半叶先后出现了知青下乡和民工进城两次大的人口迁徙。文学叙事对这两次逆向人口迁徙经验的描述,反映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离"家"苦难。两者的差异在于,知青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经验,包含着英雄主义的主题和浪漫主义激情,民工进城的文学则是普通人的日常故事,呈现为另类的苦难。知青文学的叙事重点,是精神拯救问题,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则包含着叙事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人口迁徙的这一转向,标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已经从一种革命的行为转变为一种经济的行为,务实的生存逻辑反映了社会对城市文明的肯定和对乡村文明的扬弃,这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两难的价值选择。新的道德原则的建构应该在肯定物质利益正当性的同时,重视精神价值和道德的自我提升。     

《阿Q正传》里的城市书写

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一直被评论界所忽略.本文以鲁迅的经典性文本《阿Q正传》为个案,通过解读阿Q进城的描写,分析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策略：一是以城里人的眼光去审视乡下人的愚昧,一是书写乡下人对城市的仰视、惧怕和拒斥心理.由此作者实现“揭出病症,以引起疗救注意”的创作动机.书写乡下人城市感觉的方式对后来的乡土小说包括一些城市小说都有启发.     

论农民工主题写作中的"返乡"叙事

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为广泛的社会潮流.在此背景下,农民工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更成为世纪之交"乡下人进城"文学和"底层写作"的主要表现对象.仔细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下的农民工主题写作中,对人物的命运结局设置存在两种叙述模式,或是留在城市,或是返回乡村.乡下人怀着渴望与憧憬从乡村逃离来到城市.而城市生活的碰壁与对乡村的眷恋则使他们纷纷踏上归途.与"乡下人进城"相对应,"返乡"不仅是一种现实选择,更是一种包含丰富意味的文学形式.     

中国农民的“变形记”——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主题阐释

与众多农民进城的小说相比,《吉宽的马车》写出了进城农民的精神危机和乡土社会无可挽回的崩溃与瓦解的命运。懒汉吉宽作为"最后一个"进城的农民,也踏上了从"虫子"到"蚂蚁"再到"屎克郎"的精神畸变旅程,深刻表现了农民工挣扎在城市底层又不能实现精神还乡的痛苦,也表征了乡土文明在中国大地上无可挽回的历史性终结。     

从"婚变叙事"看新时期小说中进城乡下人的边际人格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进城的乡下人形象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形成了一种边际性人格.它直接反映在爱情婚姻的冲突上,具体表现为情感与功利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导致一场"婚变"事件.新时期小说作家套用我国传统文学的"负心婚变"叙事模式,演绎进城乡下人的爱情婚姻故事,流露出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和乡村道德立场,折射出知识者自身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困惑.     

论沈从文"乡下人"文学世界的独特牲

沈从文的独特性在于它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个"乡下人"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与左翼文学不同,也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创的主流启蒙文学有别.根植于湘西乡土文化经验的沈从文,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乡下人"的文学世界,经验的本土性与乡土的原生性是其与前两者的区别."故事美"是这个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     

新世纪文学的底层书写与叙事伦理

在全球化语境下,资本流动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收入的差距过大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许多人被固化到＂底层＂群体中。关注底层,书写底层是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重要的写作路向,体现了文艺的为人民性宗旨。＂叙事伦理＂是底层书写的重要精神维度,体现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价值的重视。贫穷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工人等作为当代文学底层书写的重要表现对象,他们的生存图景或者表现出资本侵袭下乡土伦理的困境与危机,或者展现出城市生存伦理与乡土生存伦理的碰撞与冲突,或者体现出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等对个体生存的逼迫与压制。通过书写底层和叙事伦理,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新世纪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义

女性乡土叙事是新世纪头十年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一股崭新的创作潮流。其表现形态、文化意蕴,与以往的女性文学,或以男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文学",都有很大差异。一方面,它将性别意识带入一向由男性垄断的乡土叙事领域,呈现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乡土经验,提示乡土经验的复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将乡土/底层经验带入女性文学中,提示女性经验的复数形态。女性乡土叙事潮流的崛起标志着女性写作的转型,但转型不等于放弃性别立场,而是超越性别书写性别,将性别视阈引向广阔的乡村生活领域,在性别与乡土的互动中构筑了乡土叙事的别样空间。这对于新世纪女性文学和乡土文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前瞻性意义。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蔚为大观,其题材丰富多样,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相关,并因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在重写乡土历史时,作家们也感到难以摆脱既有的乡土"历史叙事"传统尤其是"十七年"和"新时期"传统的影响。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乡土”叙事:京派文学母语写作的典型症候

在文学中国,"乡土"是文学叙事的永恒话题,与其时主流文学的"乡土"叙事意在拆解和批判不同,京派作家则在母语写作这一体现生命存在意义的行为中重构"乡土"叙事的逻辑,"乡土"这一审美时空、人文环境在京派文学中被开发并拓展,有关"乡土"的叙事行为被转换为诗意的抒写。作家们借此从容地传递着母语文学的血脉,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样态。     

从乡村到城市的迷惘——论新世纪两种乡土书写意识的矛盾

乡土小说创作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构成和底层叙事的标志。面向乡村与面对城市的两种乡土书写都表现了醒目的批判性:前者对乡土社会封建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揭示显示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后者则对城市表现了集体性反感,其批判主要指向城市道德。综合审视就会发现其间有个矛盾:面向乡村时能显示现代批判,面对城市时却表现了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意识。对象转换后出现的这种思想矛盾,蕴涵着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     

城市与乡村：新世纪的另一幅面孔——新世纪城市文学的底层叙事研究

新世纪中国的都市化使得文学叙事随着对象身份的转变发生了主题的嬗变。随着现代社会经济体制的成熟,城市社会阶层生活的差异性所引发的矛盾、城市外来移民的生存图景成为21世纪城市文学作品底层叙事的主要对象。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的作家们不仅仅关注底层的苦难,更有意义的是开始重新判断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乡土经验与世界文学——试论莫言与赫塔·米勒的文学创作的异同

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中国作家莫言和德国作家赫塔·米勒都以自己的乡土经验为主要创作源泉,大力开掘各自故土负载的历史创伤和苦难记忆,借助彼此迥异而强度相似的美学想象,构建出了与现实世界若即若离的文学空间.他们的乡土叙事无疑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批判,但其魅力所在却是对残酷历史境遇中人类存在体验的特殊美学表达,其中折射出了文学自身对现实压迫和精神困境的反抗力量.他们书写的乡土图景从内容到形式都瓦解了19、20世纪的浪漫想象和革命叙事,对立于以城市诗学为表征的现代文明及现代美学,表现出对文明与野蛮交错的复杂人性的重新探问.在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学中,两位作家恰恰依仗经他们美学改造而意蕴深厚的乡土经验占有了特定的地位.     

当代底层写作“得”、“失”与发展趋向探析

"底层"和"底层文学"被当代社会学和文学关注并逐渐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回避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底层形象阶级性批评缺失的局限。底层文学密切关注底层的生存境遇,折射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把一切被遮蔽的、社会底层带有脓血的伤疤勇敢地揭开,在揭示底层民众现代性生存苦难的同时也给予他们人道主义关怀,呈现出文学丰富表现力、旺盛生命力和深厚人文关怀。底层文学在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抽象演绎理念与审美意味缺失等问题。因此,及时有效地盘点底层写作中存在的"得"与"失",对于底层写作思潮,乃至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第三世界存在经验的审美传达都具有极为迫切而重要的意义。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历史叙事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乡土电视剧中的历史叙事,主要集中在与村庄变迁、家族盛衰以及与民族兴亡有关的"革命历史"、"抗战历史"、"当代历史"、"民国历史"等题材领域。过去没有得到表现的乡村历史,特别是那些对中国乡村历史变迁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都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呈现在荧屏上。在历史叙事方法上,为了适应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需要,新世纪乡土历史剧在承续传统的"权威历史叙述"的同时,不断引入新的艺术元素,从而有了一些更具时代特点的新变化。     

寻找人类的“村庄”——王安忆小说中的乡村与城市

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现象,要么是站在城市文明的立场批评乡村,要么是站在乡土社会的立场批评城市,鲜有作家能够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以一种新的眼光考察城市和乡村的结构关系.但是王安忆却是少数超越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叙事思维的作家,她并不把乡村与城市看作是天生对立的两个世界,既不站在乡村立场批判城市,也不以城市的眼光鄙视乡村,而是带着一种人类学和美学的眼光去观察乡村,结果她找到了乡村和城市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