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中的公民参与及其机制完善——兼议“两高”司法解释背景下的网络反腐

腐败犯罪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国家本位反腐败刑事政策已难以应对,反腐格局与机制亟需调整。以公民参与为主的民间反腐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网络反腐为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希望,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公民参与是反腐败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腐败犯罪控制的双本位模式中,应当采取国家机制主导、社会机制辅助的基本格局。完善我国民间反腐(社会)机制乃是当务之急。"两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并未否定网络反腐的积极意义,但如果理解和执行不当,就可能对网络反腐带来消极影响。     

实现不敢腐必须着力补足的两个短板

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设定为战略目标,实现不敢腐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不敢腐"是惩治腐败行为而产生的威慑效果,也是我国反腐工作的终极目标。实现不敢腐需要完善反腐机构改革、提高反腐工作执行力、抑制腐败案件增量和去存量、惩治结果要透明和公开。当前我国反腐工作与目标设想还存在不小差距。为此,要着力补足反腐败机构改革和快速去除腐败存量这两个短板,才能实现不敢腐。     

论法治化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不断完善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二）》修改完善了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以及惩治行贿犯罪的规定,同时不断加强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打虎”“拍蝇”“猎狐”,跨境追逃追赃取得新突破,彰显了我国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际上仍有对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的误读甚至曲解,这不仅给追逃追赃刑事司法与执法合作带来困难,而且也有损我国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影响力乃至国家形象。反腐败治理的国际影响力以反腐败的成功经验为事实基础,以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为重要途径,以反腐败工作对外传播为直接载体。当前,在以成功的追逃追赃实践引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同时,仍需要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依靠大数据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与反洗钱的结合,提高追逃追赃成功率,努力创新反腐败工作对外传播的理念和方式,提升我国反腐败治理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反腐败治理体系。     

创新体制优化预防腐败的宏观制度环境

我国转型时期的腐败大多为体制性腐败,预防腐败必须创新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的今天,体制创新的重心也应转向政治领域。重点要理顺国家权力体制,规范国家权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权力;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反腐工作的效能和合力。通过优化宏观制度环境,更好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反腐数据治理的价值意蕴、问题及策略研究——基于“监督—执纪—决策”的分析框架

数据治理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腐败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在反腐领域引入并重视数据治理对提高反腐败效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厘清数据治理对一般公共部门赋能的基础上，结合反腐机构的特殊性构建反腐数据治理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反腐数据治理的实践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数据治理赋能反腐机构存在的问题，包括大数据应用的支撑条件不足导致数据监督模式不完善、大数据的高速性与人的有限性导致执纪工作不连贯、大数据发展的不充分导致数据决策模式尚未形成。为此，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监督的支撑条件，完善数据监督模式；强化技术研发与制度建设，促进执纪工作的连贯性；构建数据技术辅助反腐决策机制，提高数据技术的应用层次。     

关于公务员“不敢不腐”的伦理学思考

目前正在建立和形成的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反腐机制,主要针对的是"主动式腐败",但实践中还大量存在面对上级领导干预"不敢不腐"的"被动式腐败",对此状况,我们一方面需从源头上完善选人用人、政绩考核等制度,另一方面还需对权力在行使过程坚持"双轨道"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而有力地保证反腐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的传染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金融腐败、金融风险形势依然复杂,如何做好金融反腐和金融风险处置是一个重大课题,而厘清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和传染机制,是金融反腐和金融风险处置有效衔接、一体化推进的前提条件。一般认为,金融领域的腐败与风险在表现形式、内在原因、治理策略方面遵循着不同的逻辑,进而表现为在金融风险分析中缺乏对金融腐败的关注,而在金融反腐中又对其可能引发的风险处置问题有所忽略。为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探究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揭示金融腐败与金融风险之间的传染机制,在破除“金融精英论”、推动金融监管改革的背景下提出治理对策。     

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一份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报告

从规范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体制着手预防腐败,是反腐败斗争走向源头治理、制度治理的关键所在。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福建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把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预防腐败有机结合起来,使反腐败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有效地提高了腐败治理的效果,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经验。本报告力求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梳理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腐败理论的创新,并提出中国转型期福建省规范行政权力、完善市场体制与创新反腐机制的方案,为推进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完善,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参考。     

新世纪以来中国反腐倡廉研究进展:议题与范式

治理腐败是一个历史性、全球性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当代中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文献在对权力腐败的传统形式和新趋向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期权腐败""裸官""炫耀性腐败"等部门腐败问题展开了专题研究,并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一些文献以网络问政与网络反腐、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洁教育、制度反腐与惩防机制为主要治理范式,对反腐倡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理论界依然需要对部门腐败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化研究,在注重整体性和基础性研究的同时,推进反腐倡廉研究的科学化和本土化,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学,为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     

腐败征候群解读与制度反腐策略

腐败征候群理论从"参与"和"制度"视角比较研究世界范围内四种腐败类型的征候特点和治理策略,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我国腐败现象丛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制度反腐的策略性,故而优选理性可行的循序渐进、有效管用、对症下药和自下而上等治腐策略,是端正反腐理念和改进反腐成效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解读韩国政府治理腐败方略

韩国政府的反腐历史可分为渐进式治理、冲击式治理、试图转换治理方略和综合治理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反腐方略的内容、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用"渐进式"或"冲击式"治理方略,都无法有效地防治腐败.为了有效地防治腐败,政府的反腐有必要从以打击腐败行为为中心的治理方略,转变为以体制、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方略.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宪政智慧与实践下的治理腐败之道

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抓住权力治理腐败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是宪政的智慧。近年来,我国对腐败的治理力度及强度前所未有,但腐败未得到有效治理,表现出我国在反腐倡廉工作的宪政不足。其中对宪政的认识偏差影响着我国的宪政的进程,宪政中的制衡这一刚性条件给治理腐败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全方位对权力的监督的疏漏使腐败有机可乘。因此,在治理腐败的艰巨任务中对宪政澄清认识,构建宪政规制是进行治理腐败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宪政建设的价值追求。     

区块链赋能新时代腐败治理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信息不对称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成因,腐败治理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撑.当前我国反腐工作面临信息来源碎片化、可信度低、查证成本高、缺乏统一规范、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腐败治理的效率.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去中心化、安全性高、开放透明的扁平化的信息传输体系,能够实现价值传输的泛化管控.合理运用区块链,能提高监督效用,打造"不敢腐"的监督利器;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建设"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全社会联动,开展"不想腐"的廉政教育.区块链在腐败治理领域中的有效运用还需一系列支撑条件,重点是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健全法规制度保障、清除利益与观念障碍等.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成效显著、成绩突出,国际追逃追赃的基础好、潜力足且拓展空间广阔,面临难得的有利机遇,但也存在成功追逃追赃难度越来越大、追逃防逃监管对象数量大幅增加、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效果不佳、追逃过度依赖劝返和国际警务合作等方式、国际条约利用率低、国际追逃追赃能力建设不足等问题。在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新形势下,要破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难题,实现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提质增效,应着力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国内协调整合机制完善与国际合作长效机制构建双管齐下;二是理念、制度、能力、队伍建设同时发力;三是追逃、追赃、防逃一体推进;四是个案协调攻坚与长远制度建设统筹兼顾。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利益差异格局下的国际追逃追赃——基于现金管理视角的分析与解决

现金管理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影响国际追逃追赃政策的落实。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利益差异，欠发达国家追逃追赃面临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资金在防逃追逃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出逃必须以非法积累的财富达到一定量为条件，出逃的前兆往往表现为腐败资金的外流，出逃后无钱的人并不受他国欢迎而容易劝返或被遣送回国。我国现金管理制度从极紧到极松的变迁给国际追逃追赃造成诸多困难，发达国家严而无形的反腐防逃“网络”值得借鉴，形势要求我国国际追逃追赃战略有必要适时调整，即从侧重境外到更多关注境内、从侧重追逃到更多关注追赃、从侧重追逃到更多关注防逃。     

浅析解决”制度性腐败”的新途径——把平衡记分卡引入行政管理部门

从近几年我国所大力开展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发现,所出现的腐败问题主要是由于制度缺失所导致的"制度性腐败"问题。此种类型的腐败问题常常是披着一层合法的外衣,由此也就导致反腐工作的顺利开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特别是采取传统的预防腐败措施难以起到良好的反腐效果。而若是能够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应用以新的管理方法与管理理念,则相应的"制度性腐败"问题也便能够迎刃而解。对此,本文将就平衡记分卡在行政管理部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的应用来展开具体的分析与探讨。     

微博反腐是一把“双刃剑”

腐败如同社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如果不及时予以清除,就会养痈遗患,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无穷灾难.随着网络的普及,微博走进了反腐世界.正如任何新生事物诞生之初充满朝气又混乱无序一样,微博极大推动反腐工作得同时,也存在不少弊端.完善微博反腐,需要加强微博道德建设,健全微博法制规范,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