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及趋势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口结构不断调整。从时间上看,少儿人口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前期攀升,2016年起,基本维持在10亿左右,老龄化进程加快,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老年抚养比直线上升;预测到210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达33.75%,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至13.43%。从空间上看,全国各地人口老龄化进程步调不一致,从1953年的年轻型转变到1975年开始的成年型,再到2000年起的老年型社会(除了西藏自治区外)。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带来了养老及医疗卫生等诸多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以促进经济发展;延长退休年龄,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提高人口素质以提升人口效率;同时因地施策发展经济,缩小城乡差距等一系列措施,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快速老化所产生的相关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基础,运用中国2002-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因素和收入增长率对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间分别存在正相关关系和负相关关系,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在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研究中却发现,消费率与抚养比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并不与全国保持一致,这些差别反映了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以及不同地区老龄化程度的差异.     

劳动争议、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与中国经验

劳动争议纠纷的增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采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劳均资本存量显著正相关、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动争议增加将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资本深化现象,而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且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应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对劳动争议的调解处置能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基于要素贡献度的要素收入份额的确定

通过建立要素贡献率—要素收入份额的一体化框架,对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的要素在GDP中的贡献率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资本和劳动在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合理份额。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的合理份额为33%左右;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自然规律;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应当为它快速走出"低谷"步入上行通道创造条件。     

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

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口快速转变之后,我国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时序结构,人口经济关系兼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特征。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刘易斯拐点"的显现、人口红利的过早终结等增加了经济减速的风险。从更长远的时期看,我国将迎来人口减少、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的局面,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人口形态,在这样的人口形态中如何避免陷入长期停滞,如何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对于我国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议题。     

人口年龄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通过扩大农村消费来拉动内需的调控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1993～2007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农村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人抚养比上升都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因此,要解决农村消费市场低迷的问题,必须在统筹安排农民子女就业的同时,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劳动收入份额、资本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兼顾企业生产性投资,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是新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新发展理念,运用熵值法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衡量体系,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劳动者报酬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资本积累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传导机制来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降低了劳均资本存量,从而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通过促进居民最终消费和提升资本生产率,可以有效缓解其抑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低、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的区域,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双管齐下,在完善要素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稳定实体经济投资,提高资本运行效率。     

产业结构与劳动份额的统一性研究——基于要素替代弹性视角的理论模型解释

通过构建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在要素替代弹性影响下产业结构和劳动份额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对应"工业化—去工业化—产业结构稳定"三个产业结构阶段,劳动份额有"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1)要素替代弹性的产业间差异可使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工业向服务业流动,产业结构转型效应又进一步影响劳动份额,这可以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劳动份额下降和2007年以后的劳动份额上升现象。2)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容易引起资本替代劳动,这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稳定后的劳动份额下降现象。目前要提高我国劳动份额,应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控制房地产业过热发展等措施,减弱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     

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影响

全面两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完善最关键的一环,其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启动实施之后,总人口的规模达到峰值的时间得以推迟,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得到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减少的趋势将会延缓,人口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但是,最近1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使得"人口红利"加速消减,未来60年的老年人口规模不会受到影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同时,少儿抚养负担加重使得总抚养比增大。     

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研究表明,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居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一般大大低于资本收入不平等程度,要素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可以通过调整针对要素收入的税率,同时改变两种收入分配状况。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国民收入中税后劳动要素分配份额的持续下降,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比扩大的重要原因。当前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对同时扭转劳动分配份额下滑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次人口红利视角下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合适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研究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为例,从二次人口红利的视角探讨了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并分析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的人口结构正处于高储蓄的黄金时期,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用明显少于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从而提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加快教育与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明显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在社会抚养比和人口红利两个方面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经济状况下,给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在消费结构上,人口结构的转变主要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并对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的优化。     

人口结构与社会网络对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GMM实证分析

随着目前"二孩"政策的放开,城市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对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基于人口流动和人际沟通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本是否会促进居民的文化消费?基于此,本文通过省际动态面板GMM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证实了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文化消费呈倒"U"型关系,"二孩"政策有利于城市家庭文化消费支出的增加,但有临界点;二是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即未来我国"老龄化"的趋势,不利于文化消费的增长;三是手机及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费。基于此,从推动城市文化产品供给侧改革、利用"互联网+文化"的技术优势、不同人口的消费偏好差异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少子老龄化、养老金均衡与提高退休年龄——基于OECD国家的经验比较

在人口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下,OECD国家普遍出现了少子老龄化危机。根据建模与实证分析,少子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上升是造成养老金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而提高退休年龄将降低老年抚养比并有助于改善养老金收支平衡。基于此,大多数OECD国家都进行了提高退休年龄改革,其主要经验为:根据人口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化进行退休年龄调整;在一定周期内小步渐进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并设置了改革的窗口期;为避免改革的经济效率损失,建立了弹性退休政策、老年人就业促进和保护政策等辅助机制。OECD国家的经验对我国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以及政策设计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结构分解视角

依据工业行业、细分行业、地区以及工业所有制结构探讨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和波动性并进行结构分解,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根据工业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地区）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制造业、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起主导作用;（2）根据工业所有制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工业所有制结构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起主导作用的部门已由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根据细分行业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等三种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相较之下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的贡献度更高。本文首次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998－2013年的数据,这项研究对通过结构优化方式稳步提升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在机理分析中,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率进行了分解,得出三个主要因素:系数大小、人均资本及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此同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对浙江省的劳动弹性进行测算,并对浙江省1985-2007年的劳动收入比重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增长能够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系数则缩小了资本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向拉动作用,造成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私营企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以及人均资本存量可以提高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而工业化进程加快、FDI以及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等因素则降低了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     

我国养老金改革的经济和非经济分析

作者提出的几个主要观点为:(1)从随收随付制改为个人帐户制一般认为困难在于资金不足,但是从宏观来看我国已经有很高的储蓄率,真正的问题在于收入分配;(2)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十几年后我国将从劳动力丰富的社会转变成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社会,养老金改革必须考虑到如何应付这样的变化;(3)不论采用哪种养老金制度,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当代人的消费是由当代人生产的,即使增加储蓄也不能将现在的生产用于将来的消费;(4)随收随付制和个人帐户制在经济学上的区别是后者能导致一个资本价格相对于劳动价格更低的价格结构,有利于用更多的资本去替代劳动,以节约劳动;(5)个人帐户制能改进权利和责任脱节的毛病,但是并不能消除劳动力浪费的各种现象;(6)我国虽然储蓄率很高,各种反储蓄的现象也极普遍;7)浪费劳动力的许多非经济因素,值得一个老龄化的社会给予注意。     

人口负增长的内涵演变、多维区分与经济影响路径

人口负增长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也已于2022年开始人口负增长,对人口负增长理论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紧迫。回望历史,人们对人口负增长实现了从现象认识到规律预判的推进,并逐渐聚焦于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从理论机制来看,人口负增长伴随的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各要素产生复杂影响,如劳动力减少、消费下降、储蓄下降、投资预期降低、社会创新活力下降、劳动参与率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的倒逼性积累、资本深化等。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各要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不一致,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多种效应的合力,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可塑性提供了政策应对的机遇。     

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分析

本文以劳动力供给和"人口红利"开始发生变化为基础,阐述与分析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指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率逐步递减的趋势,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具发展空间。本文还指出,在我国高速的经济社会进程中,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者结构存在着"非均衡",以及呈现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的反向变化,构成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条件。为此,我国需要像资本投入导致技术水平层次的变化一样,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