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从暴露到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

居于大类的晚清写实小说在笔调与主观意图上仍基本立足于暴露,其所描绘的画卷也形象地再现出晚清社会诸多破裂镜像,体现出有晚清之小说特有的文学生态语境和话语维度。晚清写实小说在延续传统小说的批判立场之下,又传达出某种特质——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首先体现为对狂欢化的描写,即对晚清现实社会景观的彻底暴露;其次是这种暴露背后的文化狂欢,即个体的宣泄与价值虚无;最后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欢。晚清写实小说在重构意识形态的抉择上还略显模糊与含混,但是其早于"五四"文学之于启蒙与审美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突显却是极富启发性与现代性的。在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历程中,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话语建构、文学地理视阈、民族国家意识想象、文学边界意识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先导性。     

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晚清至"五四"新文学重塑"中国形象"之演化

晚清至"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现代中国人对建构与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民族国家的激情、想象、企盼和忧思,传达出近代中国在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与"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思想文化诉求.特别是"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历程,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现代性意义的建构.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我们怎样进入历史——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现代中国文学之现代品格是近年学界人言人殊的焦点论题。本文在当前个性主义论述与民族国家想像两种主要论点之外,着力凸显了普遍历史的建构这一重要的现代性叙事生成层面。普遍历史的叙事结构源出于启蒙理性。作为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主体的必要表述模式,它普遍存在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现代”文学之中。这一模式源起于晚清文学,在五四传统与左翼传统中得以曲折展开与日益丰富。它通过对叙事中个人形象、族群形象及其价值的历史化建构,深刻地影响了晚清至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论晚清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小说处于从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嬗变的过程之中,就叙事特征而言,有限叙事、元叙事、内在结构论说化和作为修辞的叙事是最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晚清小说对传统和外来叙事方式的吸收与借鉴,以及晚清小说家主体意识的逐渐加强,小说的叙事趋于丰富多彩,强化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指向.     

晚清至"五四":一种现代认知机制的生成及其对文学的重组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文学,受时代语境的影响,追求西方现代性曾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导向。自晚清开始,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与"西化"知识分子的论调保持一致,把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想象添加到新文学的构成之中,由此,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叙事模式、话语策略、情感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流亡与建构: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与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三种中国形象:大众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

大众文化的娱性文化逻辑建构了"狂欢中国"的形象,欲望叙事策略建构了"欲望中国"的形象,而其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生产与传播则建构了奇观化的"文化中国"形象,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及其建构。由于将"大众"误识为"人民大众",将"欲望"等同于"民心",以及将"市场化"中性化,我们对大众文化缺乏深刻的哲学反省和有针对性的文化批判,而制度匮乏和制度剩余的状况同时并存则使大众文化生产缺少有力的体制引导。朝向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大众文化实践应在先进文化建设的框架内进行理念和制度的规划,以建构融合各族人民的智慧、经验与认同符号的"和谐中国"形象为旨归。     

现代汉诗中的中国形象

一个现代民族的文学形象中必然包含作家对所属民族或文化国形象的感知与想象.现代汉语诗人有的从现实层面予以关注,塑造了一个新生与劫难并存的中国形象;有的留恋传统文明,重新想象一个诗意而古朴的中国形象;而置身海外的旅居诗人,提供的是乡土中国与汉语中国的形象.现代汉诗中中国形象的发展演变过程既蕴含着现代诗人所传达的主体生命情思和经验,也表现了他们对自我民族、国家的疑视、反思与想象.     

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为报刊写作,是晚清至五四时期散文最显著而重要的特点。以报刊为媒介载体的散文,其新的写作方式和传播方式,外在地影响着散文的体式、语言和风格。同时,媒体的价值取向又规定或部分规定了散文的主题设置。民族国家想象中的媒体与散文现代性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以报刊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是晚清至"五四"的主流媒体为中国现代性建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而媒体散文是联结报人志怀、报刊功能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词。《时务报》等媒体,生成了其时以"维新"、"新民"为宗旨的论说体散文。五四新文化时期,散文的主题由"新民"置换成"立人",散文语言由文白合体转化为现代白话,散文体式由论议体的一枝独秀变为杂文与美文的双流并呈。五四时期的许多散文作家,既是现代散文理论又是现代散文创作自觉的主体。理论与创作的有机互动,实现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文学中的“未来”:论晚清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

晚清小说家们的政治热情,使他们在作品中尽情地展开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由此形成了乌托邦小说的创作热潮。在这类作品中,现代科学与民主制度占据着重要地位,启动了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都将表现的重心置于社会制度的建构上,没有给个人预留出足够的位置,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缚,从而使这些作品显得空泛、粗疏。     

从建构到解构: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叙事策略的演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策略发生了从建构到解构的骤变。"十七年"至19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以宏大叙事、理想化形象塑造和集体记忆的书写为主要内容,建立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同构关系,获取政治认同;19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明显的拆解意图,作家以对重大主题的规避、"反英雄"形象塑造和个人叙事立场确立了解构的叙事策略,体现了当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份认知的深化和个体意识的觉醒。1990年代以来,作家对知识分子精神价值过度消解,漠视理想和意义的存在,非但无法获得反思的深刻,也使小说陷入了祛魅的歧途。     

论笛福笔下中国形象的两极性

小说家笛福对中国的负面描写一直被国内学界视为英国文学史上诋毁中国的一个极端典型.相比之下,他对中国的美化想象很少受人关注.本文聚焦于笛福涉及中国的三部作品,阐述中国形象在笛福笔下的两个极端,说明两个对立形象源于作家对欧洲文学史上中国想象的再度描述,代表了作者对英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同一作家笔下的两个对立形象对于我们理解异国形象在文化想象中的功能具有启发意义:对异国社会和文化的想象摆脱现实真实性,依照创作主体在特定条件下的意图呈现丑化或美化,表现为优于本国现实的乌托邦他者,或者不如本国现实的一个劣等他者.异国形象的文学想象这种无需以现实为摹仿对象的特点使形象本身享有较大自由度和易变性,但同时,形象往往以一个“异己的他者”作为创作原则,使得异国形象描写受制于社会政治功能,使得形象成为套话,阻碍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作为表述作家个人立场的象征方式,笛福作品中两个对立的中国形象代表了作者本人对英国社会的矛盾态度.     

《海上花列传》叙事的近代转型

《海上花列传》在晚清结束了“红楼”传统而另辟蹊径,通过相应的叙述策略实施,包括女主男次、叙事主体移位、女性角色的多重虚拟、女性欲望的多元表达和世俗日常化的情境定位等,重新想象并塑造了女性,尤其是狭邪处境中的女性。本文以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为参照,从小说叙事的角度,就《海上花》的“想象女性”问题展开论述,探究晚清小说女性形象内涵变化的新动向及其现代意蕴。     

性别、民族与半殖民性:刘呐鸥、穆时英的都市风景线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半殖民地语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派——新感觉派。在刘呐鸥、穆时英声光魅影的都市风景线中,女性形象成为喻说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叙事图景。新感觉作家们正是通过"现代尤物"的形象构型,表达了对都市的疏离与困惑,完成了身处在西方殖民主义视阈下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想象的寓言。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

刀在传统社会中不过是一件农具或冷兵器,但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则起到中心化的结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底层叙事的兴盛,刀又经常充当重要的道具,在小说叙事的高潮中如期而至.中国当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时候,他/她的叙事才得心应手,显示出力道和内在的激情.因此,这促使我们去审视中国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现代小说通过暴力展现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它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美学想象.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在重新寻求历史正义时,再度有祭刀仪式,刀再度成为叙事的重要道具.但"动刀"也难以完全承载小说的审美意蕴,作家开始寻求逃脱的方式,那就是以其突然变异的意外的方式,来使小说的叙事转折开放.     

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从特征、论证到文化逻辑

在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并存的特殊语境中,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是由于叙事信息刺激,产生关于他国的审美想象。大众叙事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建构国家形象,应当有意回避差异性的意识形态内容,注重设置相似的故事语境,减低文化折扣。叙事尤其需要关注广义论证的要求。在假定性叙事中,只有当人物行动、事件组织、故事演进等遵守故事语境所要求的文化逻辑/论证规则时,德里达意义上的“最小空间”才真正地建构起来,并通过隐喻的浓缩、叠加与放大等修辞功能,扩展成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