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是清代的文化盛事 ,而清代又是中国古代方志的鼎盛时期。文章论述了《大清一统志》对清代方志纂修的推动作用 ,并阐述了在其影响下 ,清代地方志所形成的优良传统。     

河北旧方志的编纂存佚和种类

河北方志在我国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住。它的编纂存佚及分类情况如何?这是整理研究河北旧志、编纂新志者需要弄清的问题。 河北方志的编纂形式多种多样,大致说来,可分为官修、私修两种,官修多在隋唐以后,尤其明清,几乎皆为官修。其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为皇帝诏修。由皇帝发布各省府州县修志命令,地方官遵诏聘集文人儒士撰修。如康熙十一年,玄烨诏诸省修志,上于京师,备修《一统志》,安平县令陈宗石“慨然修辑,捐费聘贤,勒为成书,上于史馆,以备昭代《一统志》之所采择”。任邱知县姚原沩也说:“今幸奉纶旨,敢不披舆图,询父老,搜逸史,剔轶事,进邑绅士,汇集而编次之”。二为府衙主修。由地方官吏倡导、主持,召集地方绅士编辑。嘉靖《霸州志·周复俊序》说:霸州“夙鸣雄镇,     

明代史馆考述

关于明代史馆及其所修史书,史家议论颇多。明代王世贞曾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可谓滥觞。清人也以为,“明修《元史》两次设局,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所论如此,几至明史馆于死地,以至后人以为明史馆果真“不修起居注,不修国史”,连修实录也“无一定的制度”了。 明代官修史学果真如此草率,明史馆修史制度果真如此可悲吗?还是让我们先从明史馆产生的背景、其机构变化的过程以及修史的特点入手,把握住它在史馆发展史中的部分轨迹之后再作议论吧——这对于明史和史学的研究都是不无益处的。     

康、乾两朝清殿版

封建王朝之刻书,均不及清王朝,清代又以康熙、乾隆两朝为最盛。康熙朝,于武英殿设修书处,由大学士总领其事。对于需要较长时间编纂的书,则下设专馆,专任其事。如康熙二十三年设会典馆,纂修《大清会典》。二十四年设一统志馆,纂修《大清一统志》,四十八年设文颖馆,编修了《皇清文颖》等等。校对人员,写刻工匠等等,也均隶属于武英殿。故凡     

《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

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是当时最为牵动全国的官方文化活动。其间三次敕令各地纂修方志，促成了蓬勃发展局面，修志数量超过后来的乾嘉时期。而培育起地方官、士绅对修志的责任感、主动精神及学者的注重，则成为整个清代修志活动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对方志性质、义例、撰修方法等等的探讨也广泛兴起，为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大清一统志》的初修，是清代文化史、史学史上的大事，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论《日知录》的史论性质

《日知录》并非纯考据著作,而是一部以考据形式出现的融汇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史论。《日知录》结构较为完整,主题明确,史料严谨,于叙事之中寓论断,反映了顾炎武对于明末清初这一重大转折时刻的深刻认识。该书著述宗旨明确,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对封建专制作了严厉批判,主张回归原始儒学,倡导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交相辉映的史论名著。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考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海署”,是清季洋务派在“海防”活动中建立的领导全国海军事务的重要机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于“国防部”(兵部)之外的“海军部”。可是,对于这个机构,我们所知甚少。无论《大清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等清代典章史料,还是今人的研究著作(如《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等)都缺乏专门记载和论述。《清末海军史料》的编者说:“我们曾努力查找清海军衙门档     

《宋会要辑稿补》序

夫《会要》,一代史料之集大成者也。唐德宗贞元间,“苏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此纂修《会要》之权舆也,其后,宣宗“大中七年(八五三),崔铉以馆中学士崔碌、薛逢等撰《续会要》四十卷献之。”而《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俱失载二书,则史臣之无识也。夫《会要》之为书,以会粹为体,“集事迹而为鉴,或     

荣孟源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主要成就——以《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为讨论中心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荣孟源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料学成果,凝结而成《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基础。荣氏史料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初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理论体系,科学论定史料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史料的阶级性论断,同时坚持史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从史料形式、性质、版本、内容等多重角度对史料进行分类,加深对史料性质的认识;此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将考据、辨伪、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传统学术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关于《新唐书》思想倾向的考察

历来关于《新唐书》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编纂体例、史料扩充、叙事简洁等方面,对其修撰思想的探索显得十分欠缺。而这一点对于认识《新唐书》在“二十四史”中的地位,又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本文拟对《新唐书》的思想倾向作一粗略考察。《新唐书》的修撰,是在五代割据时期所修《旧唐书》之后一个世纪才由北宋政权重新提出的。重修的原因,在欧阳修起草的《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十分明白。一是向往唐政权     

两则史料辨证

《光明日报》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史学》专刊(第193期)发表刘汉屏的《略谈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评论》(下简称《略谈》)一文,读过以后,发现文中引用的史料有两处失误,现辨证于下,免得以讹传讹。《略谈》一文中“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批评”一节开头说:“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盛行,造成一种繁琐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如当时有个学者秦近君解释‘尧典’二字,就引经据典讲了三万言。(见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这里说的“当时”,显然是指“乾嘉时期”。然而,乾嘉时期哪里有个从事考据并解释“尧典”二字的秦近君?查历史上确有一个注“尧典”的秦近君,不过他系西汉时人,不在乾嘉时期。桓谭《新论·正经第九》中说:     

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

《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是明嘉靖帝为其父兴献王朱撰写的实录体史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科，有些是其它史书所未见者，它对研究明中期藩王制度、兴献帝封地安陆的情况以及兴献帝本人都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本书不符合历史上只为皇帝修实录的惯例，因此修成后备受冷遇，且现在中国大陆只有一部，很少被人注意，以致它的价值一直被埋没。     

《四夷考·北虏考》的史源及其史料价值

《四夷考》由明人叶向高撰.《北虏考》为该书之一部分,专述明代蒙古史事,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概括性的明代蒙古史资料辑录,并附有考证.根据万历中期明廷修史活动的史实,及《北虏考》中的史料记载,并通过与其他相关史籍的对比,可以得知,《北虏考》的史源主要来自于明朝历代实录、明臣奏议、部司档案及诸如《皇明北虏考》、《殊域周咨录》、《北虏始末志》、《庚戌始末志》、《俺答前志》、《俺答后志》等明代时人的著述.与他人著述相比,《北虏考》的记载有源可查,史事翔实,对研究明代蒙古社会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广博、精审、缜密——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

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西夏史研究工作的深入,研究者花了很大的心血进行西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韩荫晟同志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就是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西夏史料主要包括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两个部分。据《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有翰林学士院负责修实录。西夏法律书《天盛年新改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有史院一名。这些可以说明,西夏曾设有纂修实录、国史的机构。可惜这些实录     

明代贵州地方行政建置年月考异

近年来,我应中华书局之约校点顾祖禹辑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发现《纪要》所载明代贵州地方行政建置年月与《明史地理志》(以下简称《明志》)大有出入,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几年,两者相差甚多。且年月记载有异者非一府一县,粗一统计,竟有五十三处之多。这种情况:在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中是少见的。为了弄清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判断其是非,我又集《明实录》、《明史稿》、《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贵州图经新志》、《清一统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等书与之稽考,发现《纪要》与《明史稿》、《贵州图经新志》、《清一统志》等大体一致,而《明志》与《明实录》基本相同。     

宋代历史考证学的传承与衍变

两宋时期,历史考据工作为众多学者所重视。司马光撰《通鉴考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不仅在考证内容上进一步丰富,而且在形式上也趋于多样化,深度与广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历史考证由对历史现象时空要素的单纯考辨上升到政治、经济制度的系统考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历史考证方法日益成熟,将宋代历史考证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为传统学术研究的继续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清初《左传》研究复兴原因及其表现探析

清初《左传》研究的复兴,是明亡清兴的重大社会变革和明末以来"通经复古"和经世致用等学术风气双重作用的结果。其复兴的主要表现是:官方对《左传》的关注及其影响下的《左传》研究蓬勃兴起;以考据方法研究《左传》成果丰硕;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著名学者对《左传》的关注。上述研究不但为乾嘉时期《左传》研究的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山西古籍善本书编目检记(三)

我国书籍的雕印事业,到明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这从我省所藏的一千多种的明版书中,可以得到证实。永乐十三年内府刻的《礼记大全》,是明初司礼监奉旨刊刻的六经之一。书为明初胡广奉敕修撰,三十卷。以元代陈澔《礼记集说》为宗,采掇四十二家之说,是明代诵习相沿,用以取士的重要读物。山西师院收藏的本子,十行,行二十二字,大黑口,四周双边,字体宗赵,刻印皆精,具有典型的经厂本风格。《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是儒臣李贤等奉救纂修的,被王阳明誉为“规模宏大阔略,实为天下万世而作”的地理总志。省文史馆收藏的天顺     

《明世宗实录》官职考误

正《明世宗实录》凡566卷,起正德十六年四月,讫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始修于隆庆元年四月,由徐阶任总裁。神宗即位,改命张居正等续修。万历五年八月修成。是书记载了嘉靖一朝的诏敕、律令、礼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是后世人们了解和研究此段历史最为系统、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并且该书也得到了后世史家极高的评价。清代学者徐乾学曾对明诸朝实录给予概论,认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