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神”与心灵解释——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对中国心灵哲学的“发现”与“西式解读”

在16到18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对中国儒家的"理"和西方基督教的"神"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包含着丰富的心灵哲学思想。中西灵魂观、心灵观、身心观等一系列至今仍为心灵哲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在"理神比较"中首次得到了对照和交流。这些方面的比较研究,尽管存在很多不足,但仍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但为中西哲学比较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比较项,而且证明了中西心灵哲学之间在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和可以相互印证之处。     

中国哲学也有自己求真性心灵哲学

心灵哲学有两大论域:一是以究心之体、心之本来面目为目的的求真性心灵哲学;一是以究心之对于做人成圣的无穷妙用为主旨的价值性或解脱论性质的心灵哲学。一般认为,西方心灵哲学属于前者,中国心灵哲学属于后者。中国哲学除了有自己的带有明显价值论倾向的心灵哲学之外,也有知识性或求真性心灵哲学。综观中国古代的知识性心灵哲学,在近现代以前,无论是在内容的丰富性上,还是在认识的深度上与西方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在心灵哲学上的落伍,主要是16世纪以后的事情。     

心灵哲学视阈下的中国哲学

天道与人道的结合部当是人的身体与其精神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现代西方,这一问题多半以“心灵哲学”的形式出现。约翰·海尔曾提示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来自本体论方面,启示我们对心灵及其在自然中地位的重新关注,并在形上层面作出系统的说明。这对我们从整体上概括中国哲学发展轮廓具有意义。另外,西方人的哲学论证很多以科学知识、经验为依据,这对我们重新梳理中国古代心身观的层次、结构及关联体系也具有参照性。     

心灵哲学视域下的范缜“神形说”辨析

从广义心灵哲学的框架来看,南北朝时期范缜的神形说达到了中国心灵哲学比较高的阶段。范缜的心灵哲学不像某些中国学者所描述的功能主义,它暗含着唯物主义的弱同一论,更接近当代的心灵形质说。通过与西方心灵哲学的比较,范缜的心灵哲学沿袭了中国心灵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强调心灵的整体性、规范性本质,然而对他心问题和心理因果性问题没有做出详细合理的解释。     

有关中西哲学比较的几点商兑

中国哲学往往被称作是神秘的或神秘主义的。其中隐藏着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尺度 ,即唯有西方哲学才是“好的”、“正常的”。这显然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神话。那么 ,是不是对于各式各样的“哲学”就丧失了做出优劣判断的标准和可能了呢 ?问题仅仅在于做出这种判断的唯一凭据不应该出自某种偏好 ,而应该出自哲学本身。究竟谁是谁非 ,并不完全是一个相对主义的问题 ,其中包含着必须正视的差别 ,即究竟哪一种主张对于哲学而言具有真实性。分析哲学的建设性意义是科学的而非哲学的。把它扩展到哲学 ,乃是一种错置和误用。这正是分析哲学历史命运的悲剧性所在 ,也是分析哲学的偏见之源     

哲学的比较与比较的哲学——关于当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哲学的比较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中西哲学的比较以"中国哲学"和"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原创建构为旨归,既孕育着比较的哲学,又催生着"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原创建构。站在全球化和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追问中西哲学比较的目的和意义、前提和基础、标准和尺度、路径和方法,既是哲学研究的题中之意,也是中西哲学比较在当前实现突破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传统哲学之“虑”的思想方式

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哲学就是“思的事情”,“思”是思想活动的唯一方式。“思”确是西方哲学的思想方式,但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思想方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来说,哲学的思想方式不是“思”而是“虑”。“虑”的思想活动在针对的问题的性质、问题发生的根源以及问题的诉求等方面都与“思”的思想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     

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9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比较研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 ,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旨在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世界性 ;与社会理论的比较研究 ,则旨在表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种历史哲学 ,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理论。比较研究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但究竟如何展开 ,则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考虑。     

反思“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自我 ,寻求生存与发展新理念的重要课题。这种研究的主题与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直接、表面地讨论“中西哲学”知识性的“异同”或“相通” ,而是要从根本前提出发探讨与反思“中西哲学”各自的性质、特点、个性及其“长短” ;发现与评价“中西哲学”各自的人类性意义与价值 ;寻求创造人类新哲学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源。     

直觉研究及其心灵哲学的新维度

西方哲学的直觉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不但产生了专门以直觉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哲学,而且促成了心灵哲学分化,出现了实验心灵哲学这一新的哲学分支。实验心灵哲学借助实验、调查等经验手段,重点分析心灵哲学中的各种思想实验,对以直觉为主的众多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对心灵哲学研究中大量存在的直觉论证进行了梳理、辨析、描述、解释和核实,并依靠经验材料讨论直觉的心理基础。本文在整体把握当代直觉研究和实验心灵哲学发展的基础上,对之展开批评与反思。     

论斯宾格勒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认为中国哲学的真理不只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他致力于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发现“远超过孔子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奥的东西”,认为《尚书》和《诗经》中蕴涵着古希腊英雄时代的精神和西方中世纪的贵族精神。他别出心裁地认为孔子不仅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是“同时代”人,而且与伏尔泰、莱辛也是“同时代”人,并且把中国哲学的不同流派与他所谓“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了比较。着眼于西方哲学的重心从认识问题到人生问题的转向,他特别心仪中国哲学注重实践性的优点,认为这一优点可以弥补西方哲学的不足。他的主要失误在于夸大了德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越性。     

从“种”哲学到“类”哲学——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之比较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从“类”的角度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但两者的“类理俗’存在根本差异：在理论基础上,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在理论内涵上,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人的共同体”,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理论归宿上,费尔巴哈着力于虚幻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社会批判”。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态之比较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其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中国哲学视域下安顿心灵的方法及其意义

中国哲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心灵安顿问题。防止与解决心灵困扰的方法与措施,则是心灵安顿问题的前提。老庄孔孟等先贤指出心灵困扰问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有内外因之分。外因主要与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有关;内因与人的心理素质稳定程度密切相关。先贤关于如何安顿心灵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柔弱、谦下、退守的生活原则;二是以情制情、爱养精神、平淡虚静、遇事宽容和仁爱恻隐的生活态度。先贤关于安顿心灵方面的论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结合时代背景与自己的实际情况,汲取和借鉴老庄的相关论述,解决好如何安顿心灵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