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亲相隐”到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构

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证人免于强制出庭的义务,但我国并未因此而建立起证人拒证权制度。本文拟从“亲亲相隐”这一儒家传统礼法制度展开,认为无论是基于天理伦常的亲属拒证权,还是基于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的职业拒证权,抑或为了保护国家秘密及公务秘密的公务拒证权,以及为了保护人权的不强迫自证其罪拒证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均具相应的伦理基础和现实意义。进而,本文从证人拒证权的主体、拒证权行使程序及拒证权之例外情形诸方面,尝试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制度建构,认为近亲属、享有保密义务的专业人士、持有公务机密的公职人员或曾经担任公职的人员及可能因为作证而受到刑事追诉或处罚者,可以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拒绝以任何方式作证;但是,在证人自愿放弃拒证权,以及在某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中,或因证人兼具被害人或共犯等其他身份时,亦须对证人拒证权进行必要限制。     

情与法的共存 ——浅议我国证人作证义务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看,所有知晓案件情况的人皆有作证义务,而没有给予被指控人近亲属拒证权。本文结合我国古代礼治传统中的“亲属相隐”制度,对拒证权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并借鉴国外立法,提出了确定我国证人的有限拒证权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构想。     

论公民拒证权

拒证权,简而言之就是公民抑或证人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个概念的字面含义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这项权利在立法和司法中须分清主体是谁、什么是诉讼意义上的证人、证人的范围、作证的法律特征、谁有权拒证以及谁应当依法作证等诸多问题.     

认真对待拒证权

拒证权在证据法律制度中是一个必要的设置.拒证权的享有无疑有利于增强证人作为一个法律主体的道德尊严感,提高他们在通常情况下履行作证义务的积极性.     

从“亲亲相隐”原则看证人免证权在我国的构建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人伦亲情立法,其发展演变及其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亲属免证权在我国建构的可能性,更是有利于证人作证权利的保障.我国可通过确立亲属免证权规定来实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活化.     

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拒证权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在一定条件下的拒证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制度,也是立法对人权保障等法律多元价值的追求.现代法律的制定离不开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鉴于我国存在"亲亲相隐"的立法传统和亲情伦理观,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近亲属拒证权.但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的犯罪如恐怖犯罪、毒品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可以不适用近亲属拒证权制度.     

亲属拒证权研究

亲属拒证权制度在我国古已有之,其存在以个人亲情、家庭伦理、社会需求为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于《刑事诉讼法》中重建亲属拒证权制度,对实现“诚信友爱”、“安宁有序”的和谐价值观有着极大的保障作用。     

论刑事作证义务的免除及其限制——从证言特免权到作证豁免制度的考察

刑事作证义务是指证人、被害人对于国家机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处理刑事纠纷所具有的公法上的协助义务.证言特免权是对于证人、被害人刑事作证义务的免除,其立法动因在于保护具有特殊社会价值的私人关系,以及对于反对自我归罪特权的尊重.而作证豁免制度是在反对自我归罪特权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对证言特免权所进行的合理限制.以在一定范围内回复证人、被害人的刑事作证义务.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赋予证人一定条件下的拒证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立法的潮流,也是人权保障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在这方面立法欠缺的实际情况,本文通过分析有关证人拒证的立法例,设立证人拒证权制度的法律理念,并为建立我国刑事证人拒证权制度提出了立法构想.     

刑事诉讼证人拒证原因新探

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证言无疑是各国运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统计表明 ,我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中存在明确证人的超过 80 %,然而真正出庭作证的却不到 5 %。这说明实践中证人拒证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证人不作证 ,特别是重要证人不作证 ,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 ,进而关系到整个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有鉴于此 ,许多学者就如何促进证人作证纷纷建言 ,但在论及证人拒证原因时往往一笔带过或陷于空泛 ,使立论基础大打折扣。笔者认为 ,不挖掘证人拒证背后的深刻根源就不可能寻找到解决此问题的钥匙。本文尝试从多角…     

论亲属拒证权的双重性质与宪法保障——以《宪法》第49条第1款为中心

忽视宪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的重要意义,是亲属拒证权不能真正确立的根源之一.因此,采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分析亲属拒证权以及在宪法与部门法的交互影响下保障该权利十分必要.作为主观权利的亲属拒证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蕴含的家庭权而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它要求"个人得主张"的请求权必须在立法中得到保障,以抵御国家权力对家庭的过度解构.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亲属拒证权内嵌着家价值,以这种价值为基底的亲属拒证权构成了对立法以及司法的价值决定,因而国家负有保障该权利的积极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的亲属拒证权应该在刑事立法中得到确认.裁判者也负有在刑事判决的说理部分对相关判决是否符合亲属拒证权的原则和精神做出合宪性解释的宪法义务.     

关于拒证特权的比较与思考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由于司法制度和审判方式的不同,对于证人范围的划分也存在着区别,但是两大法系关于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均有全面系统的规定.特别是授予证人在某些情况下有权拒绝作证的权利.而在我国三大诉讼中,有关证人权利义务方面的规定目前非常有限,至于拒绝作证的问题更是法律上的空白.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拒证权的比较,分析并探索这一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证人作证制度的道德维度思辨

证人作证制度是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证人作证率一直是各国立法努力的方向.然而证人本身也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在道德维度上存在着个体差异,证人制度也应当对这种需求予以考虑.而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却未考虑到个体的道德需求,只是以一种圣人之德来对证人作证义务予以普遍性的要求.缺乏证人免证特权的规定,也就成为我国制约证人作证率的一个瓶颈.     

论亲属作证特免权在我国的建立

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证据法中的普遍规定，而我国对此制度却长期被忽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为了促进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我国应在立法中确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浅析刑事证人拒证的根源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并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规定了,证人违反作证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因此,深入挖掘证人拒证的根源,解决证人作证难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为研究对象,根据国内外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中国民事审判工作现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传唤制度和询问制度.中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为:作证率低,书面证言适用普遍,证人拒证、伪证相当普遍.现行有关证人作证立法上的缺陷,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根本原因.要完善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建立证人适格制度、证人拒证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证人宣誓制度、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变通制度、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以及建立完整的证人权益保障制度等.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的作证豁免作为司法交易的重要体现,不仅有助于检控机关准确高效的取证,还可以令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与检控机关合作为自己减免罪责。这种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不同目的进行司法利益交换的结果。＂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建立,不仅适应了法制发展的要求,还满足了司法实践活动的需要。所以,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既有助于尊重保护人权,又符合我国司法实践要求,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又一重大进步。     

构建证人保护制度

无论在刑事诉讼还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作证和拒不出庭作证一直是一个广泛存在、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证人拒证不仅严重妨碍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对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为了解决证人出庭问题,在强调证人必须出庭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本文拟从证人保护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从而提出重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具体设想。     

刑事诉讼中的儿童证人研究

在对证人出庭日益强调的当下,儿童证人理应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儿童证人作证制度的设计应从儿童证人的脆弱性和可错性出发,建构儿童证人的权利保障制度和案件真实保障制度。在儿童证人的权利保障上,要关注儿童的知情权、隐私权、不受痛苦权和安全保障权,并设立合适的作证设施、诉讼辅助人制度以及灵活的作证制度。在案件真实的保障上,要设立侦查询问标准流程、作证能力审查机制、庭审询问诱导性规则以及证言真实性鉴定机制。     

律师作证豁免的理念与规制

律师作证豁免在性质论上并非单纯的权利或义务;其产生根源与抗辩权有关;立法确认律师作证豁免源自法之激励功效;利益紧张源于作为社会个体的律师之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冲突,而非作证豁免与真实义务的矛盾;限制问题可从内容、时限与方式诸方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