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苏区的疫病流行及其防治

20世纪30年代苏区党和政府面对严重的疫病流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举措,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流行和蔓延,并且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为其后陕甘宁边区及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新中国初期防疫宣传动员的策略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有效控制疫病流行，维护民众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中共中央在“预防为主”等方针的指导下大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依靠卫生宣教机构及其他社会各界力量，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干部带头、典型示范等作用，全面动员群众展开多种形式的防疫宣传工作，推动中共中央卫生防疫方针和政策的贯彻与落实。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动员工作，民众的防疫认识水平得到提高，现代卫生文明观念持续变化，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效果，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政治认同得到增强。诸此，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民国时期北京的疫病流行与防疫宣传

民国时期,北京疫病流行较为严重,为有效防治疫病蔓延,政府、社会团体等各界力量通过多种形式积极进行防疫宣传,对卫生防疫工作的成效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注重宣传的防疫工作模式对当今我国疾疫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借鉴。     

浅析太行根据地疫病与医疗卫生状况

太行根据地地处偏僻,民众传统的卫生习俗和观念以及医者数量不足、医疗条件低下,加剧了疫病的流行。应对疫病除了要改变民众习俗和观念外,还需依靠医疗力量的介入和承担防疫重任。根据地疫病种类、流行特点及中西医状况表明,良好卫生习惯的形成和医疗卫生力量的整合任重道远。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全面落实动物防疫监督——2010年深圳市福田区动物防疫监督工作纪实

一年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动物防疫监督所在市农林渔业局、市动物防疫监督所、市肉检所的大力支持下,在区城管局的直接领导下,坚持依法制疫、科学防疫原则,积极贯彻落实,严密防控重大动物疫情,稳步推进动物疫病卫生防疫监督工作。     

浅谈树立“大防疫”观念

所谓“大防疫”观念,主要是指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搞好卫生防疫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单靠卫生防疫部门的力量是不能取得成功的,而必须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既充分发挥卫生防疫部门的主管作用,又发动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积极参与,各尽其责,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卫生防疫工作。本文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和1996年12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精神,就树立“大防疫”观念,开创防疫工作的新局面谈一些粗浅的意见。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

土地革命时期,面对严重的战争伤残和流行疫病,苏区政府通过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创办红军医院、拓宽医药器材来源渠道、普及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初步构建医疗卫生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制度等措施,从红军到各个苏区都初步建立起了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基本框架。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和医疗卫生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苏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了苏区治疗常见病的水平和抵御流行病的能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皖省当局开展的防疫活动述论

由于防控疫情的现实需要和卫生强国想象的目标激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范围内展开以防疫行政为重要事务的公共卫生建设。处此历史情境,皖省官方顺应时势,积极推行各项防疫活动,兼顾常态化预防和突发性应对,彰显卫生防疫行政的效能和作用。由于时代的困境,皖省防疫实践终究难免防不胜防的厄运,却多少改善了地方民众的生命状态、形塑了他们的现代卫生防疫观念,促进了安徽卫生防疫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和嬗变。     

新桂系时期广西边疆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与民智培育

近代广西边疆地区疫病盛行,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智水平低下,人们缺乏应有的卫生观念和医学知识。为启迪民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桂系推出了一系列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举措,主要有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组织、筹措医疗卫生发展经费、大力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加强防疫工作、着力培养医疗卫生相关人才等。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民的健康状况、卫生习惯和医学观念,但基层卫生机构及学校卫生建设成效不大。     

卫生防疫口罩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流行与波折

口罩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使用,是现代卫生防疫知识、观念和制度生成的重要侧面。20世纪初,在因应东北鼠疫等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外卫生学家尝试将口罩运用于防疫实践。随着细菌学知识的深入传播、卫生部门防治传染病经验的日渐成熟,口罩于1929年被纳入中央层面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并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实现社会化普及。不过,医学认知的误区、传统习惯的抵触、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也使口罩的推广经历了一些波折。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育与妇婴保健问题

生育是女性价值的具体体现,亦是家庭的基本职能,维系着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延续。妇女在生育中扮演着男性不能替代的角色,生育行为直接关乎其家庭地位,构成了妇女生活的重心和主要内容。陕甘宁边区妇女生育特征为"三低四高",早婚早育、卫生观念、饮食习惯、流行疫病及旧法接生等因素造成妇婴疾病与死亡。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妇婴保健工作,制定政策并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卫生知识及推广新法接生以改善妇女生育条件及解决婴儿死亡问题。实践表明,边区政府在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理性生存价值:近代卫生防疫法移植的历史路径

近代中国国境检疫自晚清创始起就在实质上丧失了理所应有的国家主权,但法制化社会性防疫却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视野.民国时期,卫生防疫法制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主权、意志及与国际接轨的特点:卫生防疫机构完成了组织立法程序成为行政执法实体;依法收回自晚清以来一直由外国人控制的港埠检疫权,并搭建起与国际检疫相对等的业务平台;卫生防疫法制建设趋于制度化、规范化;国家司法介入惩治卫生防疫领域的违法行为,等等.近代卫生防疫法移植的历史路径凸显中国社会制度变革转型的多维性,卫生防疫事业逐渐融入世界卫生发展格局,社会理性生存价值观念由此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有利于民众走向现代科学物质文明生活方式.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

清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潮到来的阶段,清政府针对频繁的疫灾而采取的卫生防疫举措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由于中国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制度,现代卫生在引入之初即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过程经历由西方到中方,由地方到中央的反向路径;由于疫灾频繁,卫生防疫由个人之举上升为国家制度。遗憾的是,清代既是现代公共卫生的开端,也是封建帝国的尾声。清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种种努力仍难挡晚清时期的汹汹大疫。     

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公共卫生事业——以边疆服务运动（1939-1955）为例

一直以来,基督教都积极致力于在华公共卫生事业的改善。但基督教在川西及西康民族地区开展公共卫生事业则肇始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该组织不但开办医院,为该地区边民日常接诊,还组织巡诊活动,为边民诊治和预防流行疾病。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川康地区逐渐建立起具有现代性质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拯救了大量因流行病传染而面临生命威胁的边民,并在此过程中向边民传播了卫生防疫知识,使他们相信现代医学,远离"端公",促进了川康边地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论WTO《SPS协定》“适用地区”条款及我国的对策

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简称SPS协定)第六条"适应地区条件"将地区划分为"疫病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由于该条在解释上留有一定的弹性并且国际社会缺乏统一的规范文件,致使适用时出现了许多问题。该条规定的价值取向是既要保护本国或地区内的人员或动植物免受其他地区病虫害之威胁,又要促进成员方国际贸易的发展。要同时实现这两种目标,建立病虫害非疫区并赋予成员方根据其适当保护水平之需要确定合适的贸易地区之权利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我国应以SPS委员会的各项相关制度为根据,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联系,积极研究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出口成员之卫生和植物卫生状况和适当保护水平,在此基础上完善对病虫害非疫区或低度流行区承认的法律制度,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1933～1941年南京政府与国联技术合作述论

1933~1941年南京政府为增强抗战实力,对国联实施"经济外交"政策,通过技术合作谋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技术援助。技术合作首先在交通、水利、农村建设、文化教育等领域展开;"七七"事变后国联派出防疫队,帮助中国建立卫生防疫体系,积极预防和控制各种流行性疾病的传播。     

六朝时期疫病流行及社会救助

六朝时期的疫病流行呈现出地域广、时间长的趋势,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人们认识到疫病产生的原因及其传染性,并采取了相应的隔离措施。为减少疫病流行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政府采取减免赋税、给医送药和接济财物等救助措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黑热病的流行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初期,黑热病的流行与蔓延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权巩固。党和政府从人民切身利益出发,通过建立健全黑热病防治机构,培训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加大防控宣传力度,综合运用多项举措,降低黑热病的发病率,维护人民的身体健康,赢得群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工作的阶段性胜利,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可否认,由于新中国初期执政党面临艰巨且复杂的重任,在黑热病防治中难免存在诸如防治态度不够端正、防治举措不够精细、防治机制不够健全等历史缺憾,但党和政府依靠其自身强大的政治权威,建立起一套以“机构—队伍—舆论—技术”为载体的系统化的卫生防疫机制,却为新时期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新桂系时期的广西医疗卫生建设

新桂系主政广西后，大力推进卫生建设，医疗管理机构和卫生法规逐步完善，注意培训公共卫生及医护人才，卫生保健、防疫及学校卫生教育工作广泛开展，卫生经费投入甚至一度领先于国内诸省市。但总的来看，卫生建设的实施未能一以至终，卫生设施数量偏少且多陈旧简陋，医护人员甚为稀缺，传染病未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卫生意识不强和健康水平不高。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从疫病演变的自然界发展逻辑来看,史前的“地方性”疫病发展到“区域性”疫病,进而演变到全球“公共性”疫病,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命健康的现实问题。从国际社会应对疫病的实践逻辑来看,“区域性合作”发展到“全球性合作”,大国合作而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战胜疫病的历史选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揭示了各国相互联系、依赖不断加深的“客观规律”,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决全球“公共性”疫病问题的根本路径。根据上述逻辑理路,当今国际社会应当顺势而为,加强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